俗话说前人种树，后人就有资格买个躺椅在树下喝茶乘凉了。所以，有了一代明主兼老爸杨坚铺好了阳关大路，别的不说，单说对待宗教的政策方面，儿子杨广基本上就不用再操心如何做了，更不需要再发愁改革创新了，只要和他老爸保持一致、政策延续下去就oK了。

和老爸的“素无术学”不同，杨广从小就是个喜欢读书的好孩子，也喜欢搞搞写作，这和一些演义里描写的那个只会吃喝玩乐的昏君还是不太一样的，至少杨广在当皇帝之前和当皇帝早期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实际上，在那个位置上坐得时间久了，能够保持不变质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古今都一样，早年英明神武、晚年荒淫昏聩的多了去了，所以也没必要对杨广有什么成见，总体来说，他在位期间疏浚大运河、迁都洛阳、改度量衡、对外扩张等很多方面成就都值得点赞，只不过方式方法上不过脑子，搞得天怒人怨、天下大乱。

在对待三教的政策上，杨广基本上也没有改变杨坚生前确立的总体发展战略，同样是以儒为主治国，拢络佛、道二教为政治所用。他在608年下诏说，“先师尼父，圣德在躬，诞发天纵之姿，宪章文武之道”，并“立孔子后裔为绍圣侯”可以得到证实。

对待佛教，杨广同样继承了家族一贯的信仰佛教的传统，很早就和很多高僧有来往，特别是和禅宗大师智顗关系非常好。591年，杨广在扬州组织召开了一个千僧大会，并且还非常虔诚的接受了菩萨戒。

关于佛教的菩萨戒，我也并不是很了解，除了分大乘戒和小乘戒外，还有十重戒四十八轻戒和六重戒二十八轻戒等等讲究，我们平时都知道的不喝酒、不杀生、不邪淫之类的都是其中的戒条，可见杨广受戒也只是为了做秀，表达一种姿态罢了，要让他持戒，别逗了。至于经他之手给各地寺庙供应的钱米粮油，根本就无法计数。

对道教，杨广可能比他老爸更加崇尚。史学家对隋朝的大业年间，即605到618年这几年称为“天下承平日久”，是结束南北分裂大一统后，出现的很难得的天下太平的一段时间，道教在这段时间也得到了迅速发展，所以史书说“大业中，道士以术进者甚众”。当然了，随后也有一段混乱时期，过渡到了盛唐。

杨广本人还特别喜欢接见道士和修建道观，他在位期间的道士数量也有很大增长，甚至还把佛寺改成道场，把道观改成玄坛，就怕不热闹。《长安志》记载，大业初，长安内有寺一百二十座，称为道场，有道观十座，称为玄坛，迁都洛阳以后，又在城内及周边修了二十四座道观，发展了一千一百多道士。

不仅如此，杨广还在皇宫里设了座玄靖殿，建了惠日、法云两个道场，通真和玉真两座玄坛，这些都是为了方便他不出宫就能供奉佛祖和天尊，对于佛、道二教倒是一碗水端得很平。

杨广的学术水平还是不错的，自己曾经也爱写作，所以对于道教的经籍的整理、编修及目录建设都很重视。比如他在继位之前，就在王府里养着近百人，专门负责修撰工作，继位后，更加注重各类书籍的编着，《隋书?经籍志》和《通志》里均有这方面的记载，当时涉及到的书目包括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等，其中道经在经籍志里有记载的主要包括老庄思想等。“以老子为本，次讲庄子及灵宝、升玄之属”，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当时的道教还是以老庄为主的，杨广对于各类文献的整理和保存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杨广对道士的重视也比老爹更甚，与他有过亲密接触的道士不少，他对这些道士也非常迷信。据《隋书?徐则传》说，“建安宋玉泉，会籍孔道茂，丹阳王远知等，亦行辟谷，以松水自给，皆为炀帝所重”。592年开始，杨广多次派人去请王远知，向他执弟子礼，还封了个代王越师的头衔。611年，又在首都给他建了座玉清玄坛，请来主持，方便时时见面。

对于缙云山的徐则更加尊敬，曾写信求教道法，早年也曾想让这位隐世高人帮他篡位。当然，这位高人来了以后，还没来得及发挥作用就羽化了，杨广也对得起他，派人送他回到天台山安葬，又“随须供给”，“赐物千段”，还派画工“图其状貌”，令方士作颂词。稍后再详细讲一讲王远知和徐则等道士。

当然，杨广也对道士们还是有着警惕心的，所以他并非是一无是处的昏君，《新唐书?方技传》记载，杨广把各地的有名的道士都召集来，让一个叫弘礼的和尚统一管理，“聚而禁之”。为了加强宗教管理，杨广还专门设置了一个叫崇玄署的机构，相当于现在的宗教事务管理局，里面设立了令、丞等专职公务员办公，管理佛、道二教，这就是王权对宗教的真实态度。

当然了，演义里的昏君形象也不是凭空捏造的，比如杨广自己就极想长生不死，这也是他崇道的一个重要原因。《资治通鉴》里记载了一个故事，有位道士潘诞，自称三百岁了，说他能给杨广炼金丹，吃了就算不能与天地同寿，也能与日月齐辉。杨广自然高兴，立刻也修了座嵩阳观，按照豪宅别墅精装修，仅豪华房间就好几百间。为了照顾老神仙的起居，安排了一百二十个童男童女，丫环仆人更是好几千人，所耗巨万，当然了，对于平民百姓来说这是不敢想象了，但对于拥用整个国家的皇帝来说，这点小房产也花不了几个钱。

日常生活中，更是离不开僧道的陪同了，每次上朝结束回来，把自己的老婆们、老爹杨坚的老婆们、兄弟家人、和尚道士们全都要聚餐，灯红酒绿，“更相劝侑，酒酣殽乱，靡所不至，以是为常”。道友们知道杨广喜欢出去玩，每次出差，当然他不用请假了，作者本人别说出差了，现在离开所在城市都要请假，当然特殊时期，大家也都理解和配合。作为皇帝，那是没有笼子可以关他的，他是生活在笼子外面的，所以出差、游玩、开party等都要带上一群和尚、尼姑、道士和女冠，还自称为四道场。

算了，这位皇帝的荒唐事就不多说了，客观点评价，他对道教发展还是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有学者总结了三点：整理修纂了道书目录；组织学者、道士编写了一些新的道书；组织抄写了官方认可的道经，这些贡献，对唐代的道藏的编写有着不小的意义。

隋朝的第三位小皇帝就不提了，给李渊当了一年的靶子，又亲自把他从那个位置上拉了下来，可以忽视了。总体来说，隋朝的宗教政策，以利用和扶植为主，宗教得以发展，在政治上、经济上享有了一定的特权。这是一种承上启下的时期，直接为道教在唐代的发展奠定的基础。

在隋末的天下大乱，农民起义狼烟遍卷时，道士们是怎么做的呢？有的选择隐遁山林，静待时机再出江湖，有的干脆直接投身到逐鹿之中。比较有名的比如东都道士桓法嗣，效法那些成功的帮助杨坚上位的前辈们，支持王世充为“当代隋为天子”，期望这位一统江湖；泰山道士徐洪客则选择了李密，当然还有着名的魏征成了同盟战友，也曾经“进十策以干密”，不知道这二位道门高人，特别是魏征怎么眼光这么失准了，好在魏征随后又改投了唐王朝，从而成功从一位道士转职成为了一代名相。

等到大唐王朝气候已成，投身到李渊麾下的道士则更多了，比如着名的楼观道士岐晖，当李渊带兵到蒲津关时，四处宣传“此真君来也，必平定四方矣”，立刻组织了八十个道士去接应，自然也是为了在这位未来的皇帝心里留下点痕迹；至于杨广无比崇敬的王远知道长，也果断离开了这位昏君，自称“奉老君之旨”向李渊“预告受命之符”。

我们不应该批评这些道士立场不坚定的行为，在经历大混乱时代的洗礼，能够在夹缝中生存下来，能够使道教传承下去，于道教来说，他们的行为最终还是为道教的发展有益的，这就足够我们肯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