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高宗派人送他信，表达了一番思念之情，希望他早点来京相见，皇甫坦便再次来京。这一次，二人也就成了老熟人，高宗就问他有没有长生的手段，教教我呗。皇甫坦直言：“这个嘛，不是没有，也不是我不愿意教，就是恐怕陛下做不到，您看啊，我们都是住在深山老林里面清修，远离了权力、金钱、美女，清虚寡欲为先，这才只是长生的第一步，这第一步显然就不适合您啊。”

高宗想了想，唉，权力，勉强可以放下，金钱，那不算个啥，美女……算了吧。第二天，多少还是有点不甘心的高宗又问皇甫坦，有没有不用去清修的路子啊？皇甫道长只好说：“仙人道士非有灵，积精累气以为真”，高宗这才算死心，也对道士的坚持有了了解，于是各种经书送上，字画笔墨也不少。

皇甫坦也的确是一个一心修道的高道，不久后又坚决请假，要求回山，高宗强留不得，只好派人去庐山给他修了道观，说庐山风景也不错，主要是比四川离得近多了，方便他经常来杭州看自己。等到高宗退位以后还曾召见皇甫坦，二人如老友一般，经常在西湖显应观里喝酒闲聊。后来，二人又数次相见，喝酒游玩，谈修真之妙，直到1178年，皇甫坦在青城山羽化。

其他道士还有茅山道士张椿龄，这是由于高宗对茅山及三茅真君的崇信而崇信的一位道士，曾赐他“寂静先生”的称号；张天师的后代，其中三十二代张守真，曾被赐号“正应先生”，以及三十三代张伯璟。还有谯定、姚平仲、刘居中、饶廷直等等，其中也不乏女冠，如唐广真等。对于道士的崇信，实际上从一个方面说明高宗对道教的崇信。

设置宫观使是在真宗时期就有的政策，高宗对这一政策执行得非常到位，由于皇帝重视，所以大臣们也都争着去当这个宫观使，这种风气一直在南宋得到了传承。其他的，比如每逢重要的节日要安排和尚道士举行大小祀典、斋醮活动等等，原来有的高宗基本上都没有取消。

通过这些崇道的行为可以看得出来，高宗对于道教的崇信，除了政治上的需要以外，还有一种依赖，寻求安慰的心理在里面。

那么高宗对于佛教又是一种什么态度呢？由于高宗在和金兵的连年战争中仍然不惜财力物力扶植道教，一心和道士们研究道经，学习长生不老之法，有志之士自然是有些意见了。不过他们不敢直接针对高宗，挑战皇权可以博一个青史留名不假，但是一不下心脑袋就没了也是真的，把他们很巧妙的也没有针对道教下手，而是迂回对佛教开了刀。

早在1135年，户部侍郎王俣就上疏，大概是说我们和金国连年开战，花的银子不计其数了，这里面的每一分钱都有广大人民百姓的血汗，也有商人的贡献，当然了，我们这些当官的也没少出血，大家都心怀国家大义，百分之百的付出了。可是您看看寺庙里的和尚们，当真是铁公鸡，一个铜板也没见他们拿出来，一个县就有数千和尚，一个郡都有上万和尚了，他们“不穑坐食”、“暗损国计”，陛下应该特殊时期特殊对待，也得让他们拿出钱米来拥军，也不用多，一个和尚一年交五斗的钱粮就行了。

高宗于是就派工部和户部成立一个调查组，下去实地考查后，和王侍郎说的一样，于是就采纳了他的建议。不知道高宗有没有想想，道士们不是同样不种地吗，所以说佛教当真是躺着也中枪了？当然了，真要是被逼急了，高宗对道教也是能下手的，前面不是讲到过嘛，在1127年的存亡之秋，五月，高宗不是一样罢“天下神霄宫”，六月，又把天下神霄宫的钱粮全都当军饷发了下去，七月，又把东南诸州神霄宫的钱财收归国用，所以最终还是政治说了算。

1145年，国家是越来越来越没钱了，于是又有人建议不能再让“僧道坐享安闲”了，要把和尚、道士们按照职称、职务级别分成九等，依次交纳人丁钱，钱数从二千到一万五千不等。到这时候，显然就也开始针对道教了。到1158年时，就连佛寺、宫观里的佛像神像都被收上来铸钱，更不要说民间的铜器了，这不禁让人想起了柴荣当年限佛时，同样收缴了佛像铸钱，不过二者性质还是不同的，柴荣主要是为了限佛，而高宗则纯粹是被缺钱闹的。

当然了，这并不意味着高宗不再崇道了，通过上面所讲修建宫观、崇信道士等行为来看，高宗还是能坚持不懈的，特别是在崇道上，所幸他始终没有失去自我，没有沉迷到追求长生不老之中，正如他自己所说过的：“惟治道贵清净，故恬淡寡欲，清心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