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0年明昌元年正月，官方明令“禁自披剃为僧道者”，十一月“以惑众乱民”为由，正式“禁罢全真及五行毗庐”，1191年十月，“禁太一混元箓和私造庵室者”。对于官方的度牒管理，“敕僧道三年一试”，而且是八十取一，从而更严格地控制了僧道人数的增长。管理上，要求僧道“并听拜父母”，“敕亲王及三品官之家，毋许僧尼道士出入”，诸如此类，对佛道的控制明显加强了。

1190年以后的短短三年中，章宗发布了一系列的限制佛道的政策，没有皇帝特批的寺庙道观全部被收归国有，“自是门庭萧索，道侣散逸”，就连全真教的祖庭都被没收了，北方的新道教迎来了寒冬，可谓损失惨重。

当然了，打击是相对的，有针对性的，对于佛道两教的高层，皇帝还是有特殊优待的。1197年开始，章宗连连诏见三教的高层，也经常会举办一些“普天大醮”，显然还是离不开这些道教的活动的。

不久以后，由于政策的放松，三教又有所复苏，“势如风火，逾扑逾炽”，“已绝而复存，稍微而更炽，五七十年以来，盖不可复动矣”。

第四阶段是1220年以后，金末元初是道教发展的又一个重要的时期，蒙古大军的南侵，经历了女真人百年统治的汉人，大多数已经接受并认同了女真人的统治地位，当又一次面临着另一个异族来灭国的命运时，而且蒙古人的民族屠杀政策可是更狠的，对他们的冲击也就更为剧烈，所以又有一大批人选择加入了道教。所以说，金初、金末两次民族入侵的冲击，是国家、民族的危机，却是道教的发展契机。

金代不可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是严重的民族压迫，所以反抗女真人的起义一直没有断过。作为统治者政治工具的道教得到了优待，这里面除了能够为金人所用来麻醉人民以外，还和这些新道教主动地或被动地投身于缓解或处理民族矛盾有关系。

早在1214年的时候，山东登州和海州百姓发动反金起义时，女真人就请了丘处机去对义军进行“招谕”，结果凭借个人魅力和声望，凭借三寸之舌，丘处机“所至皆投戈拜命，二州遂定”，丘道长一人足抵万人大军了。

1220年金军面对蒙古人的闪电战式的大举南侵招架无力的时候，山东河北农民起义大面积地暴发了，特别是着名的红袄军给了女真人沉重打击，很快就在于忙儿的领导下打下了海州（连云港）。八月，宋、夏两国商量了一番后，决定趁他病要他命，相约着一起对金国发起了进攻，金国迅速衰落下来。

1232年，金国已经无力回天了，当百姓纷纷逃离开封时，贪婪的女真人还在黄河渡口弄了收费站，于是百姓们便借着全真教的名义造反了。这时候全真教的玄微真人李志远开着宝马就赶来了，在百姓面前大开道场，大谈“柔良”、“仁风”，一通忽悠下来，把这次反金运动化解了。

类似这种道教协助金国统治阶级扑灭反金起义的事件并不少见，相较来说，新道教的发展对于北方的民族融合所做的些微贡献来说，为金人统治各民族百姓的作用反而更大，特别是全真教，不仅没有反过金，也没有反过元。重要的代表人物丘处机就曾经多次替金、元化解起义，一些学者认为他们是在挽救人民免遭镇压，是在拯救他们，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这完全不认可这种观点，称他们完全是扮演着异族鹰犬的角色。

1233年九月，金国派出了使臣向理宗求和，希望大家握手言欢，以后和平共处，现在嘛，大家一起共抗蒙古，要知道唇亡齿寒啊。不知道整个南宋朝廷是怎么想的，面对宿敌的一致对外的请求，很无情地拒绝也许是最后一次挽救自己的机会，所以1234年正月，金亡，四十五年以后的1279年二月，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赵昺投海殉国，宋朝也灭亡了，大元朝完成了南北一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