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了，以前成吉思汗对全真教的优渥，那是因为当时它并不强大，而且还对蒙元的统一事业有帮助。如今统一了，全真教的迅速扩张，还占有本土优势，怎么可能不遭人顾忌？好在蒙古人也不好意思派几个万人队，把道士们抓起来全都埋了，而是采用了这种非常温柔的辩论方式来打压道教。

既然你败了，那么对不起，以后得再退让些，所以，从李志常以后，掌教开始由政府任命了。这说明什么，全真教的老大已经和普通官员一样不能你们自己说了算了，你们的老板都得由我任命，如果不听话可以随时换一个。

至于什么化胡经之类的，那都不重要，这也可以从全真教归还庙产勉强说还算顺利，但是废弃烧毁伪经却迟迟没有推进这一事实上看得出一二来。到1281年第三次辩论以后，在佛教的强烈要求下，全真教才把化胡经之类的伪经烧了。佛教和道教的针锋相对，如果背后没有统治者的推手谁相信？

此外，早在窝阔台、贵由时期就已经在为佛教撑腰了，开始是禅宗，以后是藏传佛教。当然这也是出于政治目的，为了统治西藏，所以当时拉拢了萨迦派。到忽必烈时期，上至皇帝，下至大小贵族，皈依佛教的大有人在，道教自然就落到了下风。

实际上，佛教内部也并非一团和气，同样存在争斗的。

蒙元最初是尊奉汉地佛教的，随着对西藏的谋求，藏传佛教的地位越来越高，到了元朝，进一步把藏传佛教确定为国教而推行，这说明蒙古人并不希望汉地宗教成为国教，如果说蒙古人没有民族歧视和压迫，打死你我也不信，所以，就有了佛教的内斗。

初期的佛教的斗争，主要是汉地的禅、教各宗之争，1288年，江南禅、教的大人物们齐聚大都，来了一场震动江湖的公开辩论大会，主要就是想聊聊教、禅的优劣，史称教禅廷辩。

佛教的禅、教之分源于唐代了，元代又可以分为禅、教、律三派，汉传佛教中禅宗为主，比如北方的曹洞宗、临济宗、海云宗和万松宗等，教则是指除了禅宗以外的其他宗派，比如天台、华严、慈恩、律、密等。

在佛道之争中，忽必烈肯定是偏袒佛教的，佛教各宗之间的争斗，他又偏袒教而抑制禅宗。于是，在官方的政策倾斜下，禅宗地位越来越低，这同样是忽必烈的民族等级制度在佛教中的一种反映，你再会说，理论再充分重要吗？

前面讲到过，门岿先生说：“成吉思汗时代是无意识地放任宗教信仰发展，忽必烈时代则是有意识地把宗教信仰自由作为国策施行。”现在回过头来看蒙元时代的佛道之争，是不是体会更深一些了。

经过前期的辩论，蒙元政府完成了对宗教的甄选和意识形态的确立，第三次辩论以后，则确立了蒙、藏两族的同盟关系，开始巩固意识形态并强行推广。

正如蒙古人所说，汉人当然会支持汉人的宗教，蒙古人也必须支持蒙古人的宗教，怎么可能会支持汉人的宗教，就算你们文化底蕴深又怎么滴，给你烧了就行了，“凡有一字一书，见疾烧毁，勿留人间”。

辩论失败后，全真教失去的不仅是声望和那点地产以及烧掉一些道经那么简单，实质上这是一个转折点，全真教开始衰落下来，而藏传佛教则乘机开始向汉地传播。上面提到的杨琏真加，不但挖人家的祖坟，而且还对江南的宫观大肆破坏，对道士们大加迫害，据说超过千数的道观毁在了他的手里，这无疑也代表着元政府对道教的打压和对藏传佛教的扶植的态度。

在北方的全真、大道和太一影响力下降的时候，南方的张宗演天师却抓住了机遇，迅速取得了忽必烈的尊重，代替了全真教成为了道教的老大。当然，有人分析，天师这个词和蒙语“蒂卜腾格里”意思基本一致，再加上正一教不重修持，重符箓，敬神仙，所以正一教才会受宠。

忽必烈很聪明，正一教的兴起和藏传佛教成为国教的原因有相似之处。1239年时，南宋理宗就封张大可为“妙观先生”，命令他提举三山符箓，虽然当时的南宋已经风雨飘摇的，皇帝自己都坐不稳当，封的这个提举三山也就只是虚名罢了，但这还不是为了国家稳定？所以，南宋灭亡后，为了稳定江南，加上张可大当年的帮助，1276年，元世祖忽必烈诏令张宗演主领江南道教，“嗣汉天师”，赐二品银印，还在首都修了一座崇真万寿宫，安排张宗演的弟子张留孙入住主持。从此，张宗演每次进京都会带上最优秀的弟子，为的就是在皇帝面前露个脸，多少都有点好处，好处大的比如张留孙、吴全节、夏文咏等，都被封为了玄教大宗师，差一点的，有的安排在道教当个京官道职，也有的派到江南各地去主管教务，这么好的机会，张宗演是能把握住的。

张宗演以后，每代天师都掌管江南道教，传至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时，又被授“正一教主，主领三山符箓”，后来更是被授紫光禄大夫，封留国公，赐了金印。至此，张家世代头顶正一教主的头衔统领三山，三山也合并到了正一教，天师教也就从那时改成了正一道，与江北全真教分列南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