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于是拜主父偃三人为郎中。而三人中，又数主父偃最为活跃，他屡次入宫进见武帝，指点江山、纵论古今，其所指陈，无不切中要害，渐渐成了武帝倚助的智囊。武帝升任主父偃为谒者，不久又升他做了中大夫。一年之中，主父偃的官帽子换了四次，四次得到提升，一时成了武帝身边最为炙手可热的“红人”。

恰逢卫青、李息攻取“河南”，主父偃遂建议武帝仿秦将蒙恬旧法，在此建立朔方郡，如此进可攻、退可守，实是开疆拓土、万世不易的大业。武帝听得心脏怦怦直跳，但构建朔方郡要耗费的人力物力乃是个天文数字，所以他没有轻举妄动，而是交给百官讨论。

百官都是持重的循吏，在他们看来，建城朔方耗费巨大而其效难测，故而纷纷表示反对。代表人物就是公孙弘。

公孙弘不甘平庸

说起来，公孙弘与主父偃还是老乡，他也是齐国人，只不过主父偃是临淄人，他是淄川人。

公孙弘，表字为季，看来应该是家里的老三。他年轻时曾做过老家薛县的狱吏，因为犯了罪过，所以被免职。公孙弘与主父偃一样，家境都非常贫困，又被免职，没有了经济来源，只好去海边放猪。

海浪卷而又回，毫不知疲倦。“难道我这辈子就要这样过去吗？”公孙弘对着茫茫大海出了神。

到了四十岁，公孙弘仍然不肯认输，他从胡母子学《春秋公羊传》，这是他自文法而转向钻研儒家学说之始。除了勤恳好学，公孙弘对待自己的继母也非常孝顺恭谨。

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武帝刚刚登基，但已在心里盘算着他这一朝的人才计划，于是征召天下“贤良文学之士”。这一年，已经六十岁的公孙弘，因为孝顺贤良而被征为博士。大概公孙弘也没想到，他的人生直到六十岁才刚刚开始吧。

武帝派公孙弘出使匈奴。回来的公孙弘向武帝汇报出使的所见所闻，谁知武帝并不满意，还大发脾气，认为公孙弘无能。于是因旅途劳顿而生病的公孙弘带着一幅病体和满腹的委屈免职回家了。

公孙弘所说到底哪里让武帝这般生气呢？难道是他在匈奴表现得过于“温良恭俭让”，太软了吗？不得而知。

十年后，也就是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武帝再次发令招贤，而淄川国的官长再次将目光瞄到了公孙弘身上。

公孙弘推谢说：“我曾西入长安侍奉皇上，因为才能不够而被罢免。请你们再换个人吧。”官长不听，坚持推举公孙弘。公孙弘不得已只得来到太常寺。太常让应征而来的儒生各自书写对策。上交上来的对策共有一百多份，公孙弘的对策被列为最下一等。太常将对策送交武帝阅览，武帝却将公孙弘的对策列为第一位，这实实在在是打了太常一个耳光。

武帝召见了公孙弘，并拜其为博士。不知是不是有意为难他，武帝再次派年事已高的他出使，不过这次不是向北，而是去西南巴蜀一代视察民情。当时武帝正忙着在“西南夷”设郡，想要将其囊而括之。公孙弘回来，将巴蜀百姓修郡开山的苦状痛陈一个遍，说即使我们降服西南夷又有什么用呢，对我们并没有什么实在的好处。

这大概是守成的老年人固有的想法，雄心万丈、血气方刚的武帝是不会听这一套的。但是，这次武帝并没有把他赶回老家，而是继续留他在身边。

公孙弘反对在朔方建城的理由，与他反对在巴蜀修郡的理由是一样的。他说，以秦朝武力之强，以蒙恬的盖世将才，征发三十万人在黄河以北修城，最终也是半途而废。

主父偃则回避了能否修成的问题，极言修建朔方郡的战略利益。主父偃初次给武帝上书时，论调与公孙弘是一样的，都是强调爱惜民力什么的；现在换了调子，这说明他本没有什么原则立场，不过是为了迎合武帝内心所想，为自己换取功名利禄罢了。

武帝采纳了主父偃的意见，设置并发兵建设了朔方郡。依着主父偃的性格，他反驳公孙弘时，必定又是挖苦又是嘲笑。公孙弘暗恨主父偃，不过并没有表现出来，只把这笔账记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