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上午9：00，第一监狱办公楼，第二会议室，周例会。

监狱长赵观澜，主管生产的副监狱长，管教副监狱长、公共关系部长、各职能处室处长、各监区监区长、管教副监区长等出席会议。

第一监狱的周例会和其他单位的例会似乎没有多大不同。无非就是上周的工作总结和下一周的工作安排，存在什么问题，寻求解决办法等。

当然，有时候也不免在会上发生吵架事件。

比如，今天，九监区的段监区长就和狱政处闫处长大吵了一架。

原因是3天前，九监区的几个犯人因为开玩笑过火了，就打了起来，然后，狱政处来人把那几个犯人给押到小号里去了。

几个人当时正在干活，又都是生产骨干，于是监区就没有往上交，做出了让几个人坐半天小板凳反省，扣除当月奖分的处理决定，就让几个人第二天就赶紧出工了。

从处理权限上讲，九监区是有这个权力的，按照几个犯人的违纪情节，这个处罚也算是适当的。

但是，其中一个犯人认为自己的处罚过重，而先动手打人的那个，没有得到比自己更重的处罚，因而不满。

于是就向狱政处举报那个犯人私藏现金。

狱政处一见有私藏现金的，立即就奔赴九监区，把那几个打架的押走，送进了小号。

同时，兵分两路，一路到号里，一路到生产现场，把九监区从号里，到生产现场、储藏室、休息室、库房、洗漱室、厕所等各处给翻了个遍，结果现金没找到，九监区的生产却不得不停下来2个多小时。

这让段监区长很是恼火。当场就和狱政处长吵了起来。闫处长没找着现金，也觉得说话不硬气，说了句：例行检查不行啊？就灰溜溜地走了。

在监狱里，清监查号，也就是犯人们平时所说的“翻号”，其实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但是单独翻某一个监区，就是有着明显的针对性了。

九监区生产任务的排期本来就很紧，这个月又有了10多个出监犯人，再加上这两天一折腾，按时完成任务的计划就要泡汤。

月末一考核，全体狱警的奖金和犯人的奖分就要打个折扣。

狱警奖金少点，虽然也会引起一些不满，不过，解释清楚了，发两句牢骚，也就罢了。

工作该干还得干，毕竟，在第一监狱当个狱警，还是一份不错的差事的。

可是犯人就不一定好办了。

犯人的奖分虽然不是钱，但是，在犯人的眼里，却是比钱还要宝贵的。

在第一监狱，犯人的一分，就相当于一天刑期。一般情况下，一个犯人一个月大约可以加10分左右的奖分，这10分就相当于可以减刑10天。

所以犯人对每一分看的都很重。

如果因为这次事件，这个月狱政处给九监区的奖分少了，犯人的奖分少了，劳动积极性就要受影响。

下个月的犯人管理和生产任务完成，就有许多困难了。

虽然劳动改造是犯人的义务，但是犯人自己积极主动去干和被警察逼着去干，无论从劳动质量、劳动效率、安全生产哪一方面看，差别都是巨大的。

如果犯人故意使坏，发现什么隐患不报告、不处理，或者故意多出废品、残次品、多用原料、辅料等，都可能引起严重的后果。

就算犯人不故意使坏，而只是磨洋工，处理起来都很头疼。

警察和犯人虽然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但犯人作为弱势一方也不是就没有博弈的机会。

狱政处可以对犯人没有那么多顾忌，处理起来随意性很大，但生产监区就不行，必须得兼顾方方面面。

段监区长跟闫处长吵起来后，也有些后悔。

一是今后用得着狱政处的地方还很多，关系弄得太僵了也不好。

二是为了工作上的事，把私人关系弄砸了也不值得，毕竟个人之间虽然以往没有多么好，但也算不上有多大仇。

所以段监区长就给闫处长打电话，打算请严处喝一顿，希望缓和一下关系。

狱政处在监狱里是个核心职能处室，在管教方面的狱政处，教育处，生活卫生处，狱内侦查处和刑罚执行处这五大处室里，狱政处以人多势众，位高权重，隐隐排在第一位。

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这个事实，无论是警察还是犯人，都是承认的。

所以，狱政处长就成了监狱里比较有权势的人。

所以，闫处长就有了直接挂断段监区长电话的勇气和行为。

闫处挂断电话，被段监区长视为对自己的公然蔑视，于是心里的负面情绪一下子被引发开来。

你狱政处牛什么，个人上，都是平级，机构上也是平级。你人多，我手下还有400多个犯人呢，狱警加犯人比你狱政多得多。

我的犯人有点事，你就大张旗鼓地翻号，押人，你狱政处直属分监区犯人违纪更多，怎么没见你去处理？

自己一屁股屎不擦，成天查那个查这个，吆五喝六的，还真以为谁怕你怎地？

下周例会上，我就当着全体领导和中层干部的面奏你一本，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也走不了。

创先评优，提职升级或许不行，若论起破罐子破摔，我“强奸大队”“断子绝孙”怕过谁！

所谓的“强奸大队”和“断子绝孙”，是在一监狱狱警和犯人中间广泛流传的两个典故。

强奸大队，就是现在的九监区。

20多年前，九监区还只是个维修队。当时的强奸犯罪人较多。

性犯罪，包括强奸犯罪，历来在犯人中不被人待见，经常受欺负。

为了保证这些人的正当权益，也是为了方便管理，就把所有的性犯罪犯人都放在九大队。

因为性犯罪中以强奸为多，犯人们就把九大队叫做“强奸大队”。就连警察也受了这个说法的影响，在非正式场合，也都这么叫。

如今，当初那些强奸犯早就放了，现在犯强奸罪的人也越来越少，虽然其他犯人对强奸犯仍然看不起，但是已经与以往的欺压打骂有了本质上的不同。

看不起强奸犯，是因为现在小姐随处可以找，找了女人连几个钱儿都不想花，也就活该进来打罪了。

再说，现在也没有把强奸犯都关在一起的做法了。把九监区叫做强奸大队，其实已经严重地名不副实。

可是，这个称呼仍然顽强地保留下来，成了第一监狱监狱文化的一部分。无论是警察还是犯人，都愿意把九监区叫“强奸大队”。

这个名称保留下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九监区的犯人和其他监区的犯人确实有些不一样。

从九大队，改为九监区，名称虽然变了，但押犯人数和干警人数一直没有多大变化。

直到3年前，第一监狱在生产经营上开始全面转型，向服装加工深度靠拢，加上赵观澜又谈下了一个服装大单，急需上马一个裁剪车间。

九监区人不多，但闲置的厂房多，正适合做裁剪车间，只要把人充实进来，很快就可以走上正轨。

于是，段子爵被任命为九监区监区长，但叫监区长实在别扭，所以，人们还都是习惯性地叫大队长，即叫：“段大队”。

警察好配，可犯人难找，就算叫警察现去抓，也来不及。所以就只好从别的监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