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战线大打出手的时候，正是一九三四年的肇始，日本又是汉文化圈国家，国民也有过春节的习惯，双方军队在前线打仗，后方民众则在过着简化版的春节。天籁ＷｗＷ．⒉所以，日军在元旦节那天主动挑起战端的事件，奏响了一九三四年大国决战的序曲，史称“春节攻势”。

寺内寿一仍然将目光锁定在喇叭沟门，面对固若金汤的京津防线，全面攻打显然并不现实，只有择其一点破之。他调动四个主力联队，不到一万五千人，虽然平时可以看作大动作，但在京津大会战期间，动辄就是上百万大军激烈会战，一万多人实在渺小得如同沧海一粟。

为了以防万一，寺内寿一指名道姓让他颇为欣赏的一名6军中将武藤章披挂上阵，武藤章接到命令后，本来在唐山组织大军准备多点突破天津防线的他立即赶往丰宁县，着手部署进攻兵力。武藤章本是师团长，这次让他像个大头兵一样指挥四个联队难免委屈，好在寺内寿一恩威并施，再加上武藤章是正经出身的军人，对于命令只知道服从，绝不会说三道四。

刘诚志为了分担自己肩头的压力，只好将京津防线分成四个大区，自己负责一区，第十八集团军司令卫立煌少将负责一区，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戴安澜少将（由唐山反击战的功劳从大校晋衔少将，但因为情况特殊，职务暂时还是集团军参谋长）负责一区，最后一区本该由国防部长张自忠上将负责，但在《权利宣言》和川康独立、东北建立伪满洲国一连串事件之后，张自忠就很少出现在西山战略指挥中心了，一般就待在金龙地下总部，和女皇帝以及总参谋长处理国务。他知道，张自忠心中的烦恼不比待在前线少，甚至犹有过之，无奈之下，最后一区只好找了一个集团军司令负责。

这名少将司令叫朱培德，字益之，他手下的第四十二集团军是一支精锐之师，以前一直镇守地方，归于北方战区张贵龙中将管辖。这次国难当头，受命进京参加都保卫战，如果放在以往，则是奉诏勤王。

朱培德负责的区域正是武藤章主攻的喇叭沟门方向，怀柔、延庆、昌平三县都属于他的辖区，一开始日军猛攻喇叭沟门他还没有在意，毕竟每时每刻都在生激烈交火，正面战场上坦克部队和炮兵部队你方唱罢我登场，有时候还会展开残酷地白刃战。春节攻势开始后，寺内寿一利用春天来临天气回暖的机会动猛攻，朱培德关注的重点和刘诚志一样，都在正面战场。

然而，等到喇叭沟门的外围阵线日军兵力愈积愈多之后，朱培德就不得不注意了，他在研究了一番军事地图后，心中的天平开始向喇叭沟门倾斜。这一刻，他想起已故的老友蔡锷元帅，按理说新明国改革后军人的地位稳步提高，但在军衔方面，帝国政府一向显得特别“吝啬”，皇帝挂一个三军元帅的虚衔，底下的军人最高只能走到上将这一步，连个大将都给，更别说元帅了。

其实，在改革之初，也曾有过元帅衔设立与否的争议，内阁政府认为应该设立元帅衔，比如皇帝是大元帅衔，作为象征性的全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存在。其下还有国家元帅和兵种元帅的分别，但当时在位的天佑皇帝直接否决了，甚至连大将衔也决议不设，言明和平时期最高军衔是6军上将——当然，给皇帝冠以元帅衔是例外。

蔡锷曾是大明帝国最年轻的6军上将，是一战期间大明军队的最高军事长官，在一战后期，战败只是时间问题，正是他据理力争，加之明军在欧洲战场上的出色表现，导致协约国集团投鼠忌器，没有提出割地要求，仅仅提出了一些关于战争赔款和在华特权的条款。以明帝国的地大物博和丰富资源，在张勋和洪崇烈两位辅的主持下进行经济改革，国家经济恢复神，战争赔款完全不是负担，在华特权的条款也因为国力的提升修修改改，最终迫使英法美全面放弃——除了被日本占领，但始终不肯归还的东三省，明国一战后受的损失并不大。

可惜，满载荣誉的蔡锷英年早逝，早年因为喉疾渡海去日本治疗，虽然治好了，但也留下隐患，一战结束之后不久，也即一九二零年十一月八日因病与世长辞，年仅三十四岁，比原本的历史整整晚了四年。蔡锷逝世后，举国哀悼，天佑皇帝亲自抬棺入梓，诵念悼文，最后经过内阁政府讨论，破例为蔡锷将军追晋元帅。

如果是蔡锷元帅还在，他会怎么做？朱培德想着，又把目光放在了喇叭沟门的方向，虽然京津防线称得上固若金汤，但总有弱有强，不可能每一处都部署重兵；防御一方肯定是被动的，小鬼子是进攻方，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所以他们可以保持机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