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来了。

我站在南德清冷的雨中，我看到南勐山浮云游动，我走进火车站附近一家临街的杂货店，我拨了缉毒大队队长老潘的手机。

老潘的手机关着。

缉毒大队我没有去过，我不知道安心经常说起的那个院子在什么方向。

半个小时后，我站在了南德市公安局大楼外传达室的窗口前，我递上我的身份证，求见公安局政治处的方主任。

传达室盘问了我半天，问我认不认识方主任，我如实说不认识，我是想通过他寻找一个人。还好，传达室的人同意让我进到一间不大的上访接待室里，过了一会儿从楼里下来一个人，告诉我方主任不在，开会去了，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我要找一个人，方主任认识的，是个年轻女同志，她叫安心。

来人让我稍候，便回楼里去了，没用多久又回到接待室，同行还跟来另一个人。他们进了屋一起问我，问我是干什么的，跟安心怎么认识的。我说我是她的未婚夫，是她爱人，她半年前离家出走，我是来找她的。他们问你怎么能证明你是安心的未婚夫。我说缉毒大队的潘队长和吴队长还有其他一些人都认识我，我去年夏天还在这里治过伤呢。

那两位干部互相对视一眼，把我带进楼去，带进楼里的一间小会客室里，让我稍候，还给我倒了杯热茶。这次让我等的时间比较长，等了大约一个小时。一小时后从屋外进来几个人，其中一个我当即认出来了，是缉毒大队那位姓吴的副队长。

吴队长也一眼认出了我：“对，你是杨瑞。”然后他把我介绍给另一位中年人，“这是我们政治处的方主任。”

我和方主任，和吴队长，握了手。他们让我坐下，他们隆重认真的样子让我心里有了希望，我想他们肯定是知道安心的行踪的，不然干吗一起出来见我，总不会是想向我打听她的下落吧。

方主任先问我：“去年你们是怎么分手的，因为什么？”

我说：“我不知道因为什么，她留了一封信就不见了。”

“信上怎么说？”

“她说她不能在她丈夫死了，儿子死了的情况下再跟我谈情说爱，她说她要为他们负责。”

那位方主任和吴队长对视一眼，两人都沉默了片刻，片刻后还是由方主任开口，点头说道：

“对，据我们知道，她确实是这个想法，所以她回南德来了。她希望继续从事她一直热爱的公安缉毒工作。”

我的心，在听到这句话时，一下子舒展开了，我终于找到了安心的下落！我笑一下，说：“我想到了，她在这儿，我早就想到了，她不在老家，就是在这儿！我一直打电话给潘队长的，还打电话给她的父母，可他们都不告诉我，都说不知道她去哪儿了。”

吴队长插话：“这是根据安心同志本人的要求，可能她不希望你再来找她吧，可能她怕影响了你以后的生活。”

我快乐地沉默了一会儿，说：“能让我见见她吗？”

吴队长看一眼方主任，不说话。方主任迟疑一下，开口道：“小杨同志，我知道你是很爱安心的，所以我相信你一定会尊重她的选择。她回到了战场，选择了战斗，而且很不幸，她在去年秋天的一次缉毒战斗中，英勇牺牲了，南德市人民已经追认她为革命烈士。我们知道你和她曾经有过一段恋爱关系，但我们没有找到你，所以，安心同志牺牲的消息我们只通知了她的父母。她的遗物、她的烈士抚恤金和烈士证书，按有关规定都交给了她的父母……”

那位方主任，循循善诱地讲了很多很多，我仿佛只听见了牺牲二字，我反复辨别着那两个字的含意，我钻心地想要挖掘出那两个字里还有没有其他的含意。我低着头，我用手捂住自己的眼睛，我不想让我对面的这些警察们，看到我奔涌的眼泪。我的两条腿在椅子上用力地夹紧，想控制住身体因为哭泣而带来的颤抖。我的整个脑子一下子空空荡荡，全身肌肉因为互相撕扭而深刻地疼痛，我用变形的声音恳求他们：“没有，没有，她没有牺牲！我要见她！你们让我见她……”

在这场阴雨之后的下午，他们带我去见安心。根据安心父母的意见，安心和在那次战斗中牺牲的六位缉毒警察和武警战士一起，葬在了南勐山下的革命烈士公墓里。他们的墓前，专门立了一块半人高的纪念碑，上面用半文半白的语言，镌刻着对那次战斗的记述，以及这七位烈士遭遇恶敌英勇无畏的壮举，言简意赅。我看到烈士依序而列的名字中，第二位就是安心。那两个字镌刻得既俊秀又苍劲，很像她的写照。我用手抚摸着那两个字，那字上还残余着雨后的湿意。我双膝跪在安心的面前，用我滚热的嘴唇轻吻了她的名字。那名字很冷，没有生气。

我不想再痛哭流涕，我不想让身后的警察们看到，也不想让安心看到我心里的血迹。我怎么能想到在我又回到酒吧，又回到刘明浩那帮人的夜生活里的时候，在我和贝贝每天都共进晚餐并且在她的饭店留宿的时候，安心已经无声地躺在这里。我相信在这个和北京远隔千里的肃静的墓穴中，她一定听到了我们的欢笑，看到了我们的缠绵，她听到这些看到这些，一定是难过得哭了。

尽管她说过：你一定要比我幸福。可我还是屈膝跪在她的墓前，久久不起，并且向她深深地一拜，我说：“安心，对不起。”

我能说的只有这句话：对不起。我本想让你比我幸福，和我一起幸福，但我做不到了。

我知道，你是希望我幸福的，你说过我比你幸福，才值得你对自己残酷！你说过的！

从公墓返回市区的路上，我问陪着我的吴队长：“安心牺牲前，留下什么话了吗？她有遗言吗？”

吴队长说：“没有，他们是在一场遭遇战中牺牲的，事前谁也没有预料的。”

我本想问：安心死得惨不惨。但我没问。

吴队长说：“我们潘队长正在外地办案子，他刚才打来电话，听说你来了，劝你节哀。另外，他也希望你能理解安心的行为，她的行为是很崇高的，我们每一个熟悉她的人，都应该为她感到骄傲。”

对了，我想起我和安心曾经聊起过关于崇高的话题，我们那时对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和做作的崇高，还是能够感动的。比如老潘给安心讲的那个在沙西公路上开加油站当情报据点的无名英雄的故事，还是足以令我们佩服和崇敬的。但那时连安心在内，我们崇敬英雄却并不打算仿效英雄，我们并不打算去从事那种公而忘私的伟大事业，我们并不打算走进一个圣坛去做“普罗米修斯”式的勇士。那时我们正准备结婚，我们对未来的世俗的幸福生活正在幻想不已，我们更喜欢更感动的可能是“少年维特”式的浪漫与忧伤。那时不要说我，恐怕连安心也不会想到，在我们置身事外隔山看云地闲聊崇高伟大牺牲奉献之类话题的几个月后，她自己就真的身体力行地走上了这样一条壮烈的道路。

尽管，我算不上安心的亲属，我和她尚未结为正式的夫妻，但公安局那些安心的领导们，还是让我享受了烈士遗属的待遇，免费安排到公安招待所里住下，而且由吴队长出面，态度正式地问我还有什么要求。我说，我没有任何要求，既然安心的遗物她父母已经带走，我想去看看她工作过和生活过的地方，那些地方我经常听她说到的。另外，你们是否知道她父母现在去了哪里，我也想去看看他们，我对他们负恩未报，我应该去看看他们。

吴队长马上陪我去了缉毒大队，看了安心的办公室，看了她使用过的办公桌，她坐过的椅子。还带我去了她的单身宿舍，看了那间临河而建的吊脚楼。那间吊脚楼至今空着，尚未分给别人居住。我站在窗前向对面望去，看到了烟雨迷蒙的南勐河，却看不到对岸那片如火如荼的木棉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