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的同时要做好法律宣传，刘禅让刑部的人好好总结了一下自己此次的工作经验。以文书的方式下发底下郡国学习，要树立打击违法犯罪执法必严的整体社会风气。其实刘禅的重点是打破人民刑不上大夫的错位惯性认知，要让他们知道士大夫犯法与庶民同罪。实际上这些年，季汉的法律执行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因为犯罪而被处罚的人数虽然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但罪犯人数总是增加的。而有能力犯大罪的也都是些有实力的人，他们的亲眷好处理，连坐论罪即可。问题是那些丫鬟仆人等下人，他们与食客不同，严格来讲不算犯罪帮凶。一开始处置办法是将他们全部遣散出去，恢复民籍，女的则各自嫁人。男仆还好，只要有力气，就能养活自己。丫鬟则有些麻烦，他们对于遣散的决定并不总是高兴的。毕竟她们之所以被发卖，就是因为家中贫困。把她们嫁出去还要给一笔不菲的嫁妆，这是很难承受的。尤其是把她们发卖一次尝到了甜头的父母。回到家中一定也是被继续卖来卖去，很难嫁的出去。还有很多丫鬟侍女哭诉自己已经没有家了，本来还有个栖身之所。直接遣散她们哪里能保护得了自己，说不得就被哪里的恶霸给抢占。对于她们的遭遇，刘禅感到很同情，为了给这些人寻一个良善的出路，刘禅在军医体系中设立了护理院。让她们不再以色侍人，而是学习一些基础的医疗常识。换上朴素的民女服饰，素面朝天，担任护理员，主要负责照顾伤兵。因为做过丫鬟侍女，她们大多比较擅长照顾人。伤兵经过军医的治疗之后，便在护理院休养直到康复。这些血气方刚的棒小伙，跟这些护理员接触接触，说不得就能擦出别样的火花。到时候便能成为一对对为人口大业做贡献的新人。在不打仗或没有伤兵的时候，也可以做一些针线活计，缝补衣物，织造军装等等。总之，她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换取报酬，养活自己。而朝廷构建的和谐秩序，便是她们的安身立命之地。这点支出对于目前不断增长的收入不值一提，如今季汉境内三百六十行几乎都在蓬勃发展。修路的大基建盘活了经济，让底层民众手中获得数量不菲的直百钱，有资格成为市场的消费者。进一步刺激了商品百货的市场需求，拉动了上游生产和运输业的繁荣。当然，这一切的基础主要归功于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主要归功于科技的发展。因为先进的生产工具普及以及大量的牲畜涌入，农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各地开垦农田数量和人口都在持续上涨。纺织业也因为先进的纺织机器而蓬勃发展。由于刘禅鼓励技术创新的政策，许多民间的木匠、铁匠都被官府收拢。因为没有条件设立什么知识产权，所以是以重赏买断的形式给予鼓励。一些能够降本增效的小发明、小玩意被纷纷的做出并普及。因为普通的士人往往不能很好的评估这些匠人的发明作用的大小，并且儒士们常常将其当成墨家技艺而轻视。因此这件事基本上是刘禅在主抓。鼓励技术创新当然没问题，但是这样就让刘禅的工作繁重了许多。因此刘禅曾经打算让浦元担任将作大匠，负责审理评估各项科技发明。刘禅对将作大匠官署进行了魔改，不再负责皇室宫殿的营造，这项工作交给了尚书台工部。而将作大匠则是成为科学院般的存在，将作大匠为主官，征辟各行业匠人中的专家成为官署中的大国工匠。另外刘禅还规定，每年拿出三千五百万钱的财政拨款，设立大汉皇家科学奖。分别奖励农业、木铁工匠、医药、天文、地理、格物、算术等方面的最有突出贡献者。将作大匠官署需要每年从众多发明创造中选出候选名单。送报尚书台，经过朝廷审批评定出最后的获奖者，拿走五百万钱的奖金。浦元自然是举双手双脚赞成皇太子的决定，但是他拒绝担任将作大匠。浦元太知道这些匠人的脾气了，他们谁都不服谁。这个岗位看起来很受欢迎，权力很大，炙手可热。但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容易受到人攻击的一个职位。那些工匠，年龄越大技术越精湛，脾气就越大。喷不过的时候，也是敢上手打人的。尤其是在评定谁优谁劣的时候，必然会出现许多人不服输，往往不会承认别人比自己强的情况。到时候如果自己不能给出合理的解释，那恐怕就会被人骂到遗臭万年。木匠、铁匠这些都是有传承的。师傅传弟子，传儿子。如果哪一个传承恨上某一个人，可是世世代代都会骂他的。浦元就是一个典型的技艺精湛的老工匠。他觉得自己能做出来更大贡献的地方，其实还是在冶炼，尤其是打造兵器上。而不是去当什么评委，处理东家长西家短的这种麻烦事，那样反而耽误自己的前程。被浦元这样一拒绝，刘禅便知道将将作大匠这个职位。要么找那种天下公认的首屈一指的匠人。要么就是找那种精通技艺的孤家寡人，并且不太在意自己会陷入舆论漩涡的人。这两种人哪是能轻易找到的。因此，基本上刘禅还兼任着将作大匠的职位。幸而因为他舍得给钱，大汉皇家科学奖的名声已经打出去了。境内的各地大部分百姓都知道有这么一个奖项。所以他们也常常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进行各项目的创新。毕竟一个普通匠人如果得到一次奖金就可以变成富豪。再加上邸报的宣传，许多偏远地方的匠人也得知刘禅是一个十分重视技术的君主。因此不少有有技术但是很贫穷的匠人愿意前来投奔。刘禅将尚方令从九卿少府中拆出来，放进了尚书台工部。工作内容之一便是接待前来投奔的匠人。五月中旬，成都尚方台官署前来了一个衣衫破烂的小年轻。“叫什么名字？”“马，马，马钧……”负责登记的小吏眉头一皱，“真是奇怪的名字。”然后在一片木牌上写下：‘马马马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