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立的时候，整个中国都在革命的浪潮之中蹒跚，是北方的实力派，还是南方的革命派，很多人都不知道该怎么抉择。

那样的一个混乱的年代，所有的实力者都在渴望成为乱世枭雄，外蒙确实抓住了最好的良机。

不了解外立时的内外局势，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觉得外立是蒙古民族主义的复兴的结果，其实，这是个偏薄、片面的观点。

《资本论》中讲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这话题太大了，但是任何事情的发生都离不开经济因素。

仔细观察，其实在清末的中国，无论是蒙人、藏人，还是苗、壮诸族，都没有太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就算是汉人，在这段时间里，也只有一个模糊的民族概念。

以经济为基础观察，你会发现真正催使那些王公合伙的，是一个很可笑的原因债务。

没错，就是债务。

以大盛魁为代表的晋商两百多年的经营，早已渗透到了所有的蒙古部族，上到王公，下到牧民奴隶，都已经离不开晋商的商队了。形成这种依赖的同时，晋商也成了蒙古人的债主，从上到下的债主。

那些沉重的债务负担，把所有的蒙古王公压得喘不起来。至于牧民，他们没有能力负债。

在蒙古，有两种东西是必需品，一个是茶砖，一个褡裢布。

前者是用来接触羊奶的膻味，以及取出身体里过分的油脂，让疾病减少；后者却是最廉价耐用的布匹，是蒙古牧民能够使用的唯一选择，也是一种着装习惯。

茶砖、褡裢布，再加上盐糖、木碗、生烟和药材，几乎所有的商品蒙古都不产出，他们只能依靠晋商的商队。

出售牛羊和毛皮等原料，购进大量的生活必需品，巨大的贸易逆差无可避免的形成了，蒙古王公债台高筑。就以土谢图汗部的和硕亲王杭达多尔济为例，在立之前，他就欠了晋商高达两百万银元，这债务是几代亲王传下来的遗产，无法摆脱。

每到临年过节的时候，堂堂的蒙古和硕亲王都有些心惊胆战。

过去，晋商队很有信誉，债款向来是只借不催。可从辛丑年之后，俄人步步紧逼，晋商号经营艰难，有些小商号周转不灵，开始派遣伙计上门催债。

欠债的是大爷，可催债的是小鬼。

只要每天有一个上门催债的，时间久了，这些王公的名头和威望都要大降。没有一个王公愿意整天和小鬼打交道，可若是不理会，商队就可能断绝整个部落的货物供养。这是清代晋商的一贯作风，手段是果断狠辣，经常将这些王公的悲苦难言。

一群腐朽到骨头里的蒙古王公，几百年的时间里，骨头里的脊髓都已经被晋商掏空了。除了那些还在他们名下的牧民和爵位，王公们几乎赤贫如洗。债务清算下来，说他们是无产者都不为过。

过去，清廷发放的几万到数百两不等的俸禄，是王公们最稳定的收入，可这只是勉强够那些王府、辅国公府、贝勒府平日开支所用。一旦稍加放纵，就不得不再向晋商借贷。

可偏偏，晋商又不像过去那么大方，王公们的日子越发的难熬。

穷则思变，蒙古王公们也是如此。

“思藉一笔勾销”，这是和硕亲王杭达多尔济想出的点子。只要立，他就能“名正言顺”的摆脱晋商的那两百万银元的债务。

这个主意得到了相当多蒙古王公的赞然。

有人得利，就有人失益。

立，早就迫不及待的蒙古王公，有样学样，纷纷解除了晋商的债务纠纷，无论是欠了十代的老债，还是新借下的债务，一律不承认。晋商旅蒙的各商号瞬间亏损严重，几乎要破家荡产。

华商遭到排挤，导致商路断绝一时。

俄国本身就是个物资匮乏的国家，无力承担整个蒙古的需求，尤其是在自身陷入欧战不可自拔后，俄国物资全部投入到了欧洲，蒙古所有的货物来源被断绝，王公们的日子很清苦。

为了过日子，蒙古王公不得不取消，吸引那些商队继续把茶砖和褡链布运进来。

库伦，都护使公署。

这座昔日的清廷驻库伦办事大臣的官衙，只是换了一面匾额，就变成了民国中央政府设在库伦的都护使公署，都护使同样也是中央驻在库伦办事大员，职能倒是没有太大变化，不过权力缩小了不知多少倍。

数年的经验，陈毅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越来越多的蒙古王公愿意回到中央政府的怀抱。

尤其是蒙古的黄党和黑党斗争的炙热化，左右逢源的陈毅几乎能看到，他一力促使蒙古回归的那一天。

可惜，梦被打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