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昊，字及籍贯无考。

治平四年丁未四月，苏老泉灵柩在二子的专心护送之下，顺利地抵达了故里眉山。

到家之后，把父亲的灵柩安厝待葬停当，苏轼就开始着手撰写爷爷苏序的行状。

行状，称“状“，是叙述死者世系、生平、生卒年月、籍贯、事迹的文章，常由死者门生故吏或亲友撰述，留作撰写墓志或史官提供立传的依据。

“行状”这一称谓如今已不多见，它有点类似于今天对某尊长的回忆性文章。

苏轼翻阅了老家里父亲此前的藏书，发现了父亲以前没有完稿的祖父生平事迹的记录，结合自己十二岁前关于爷爷的回忆以及乡亲口中的评价，先把祖父的行状补充完整，然后给曾巩上了一道简，求其为祖父撰写墓志铭。然后托同科进士邓錧，将自己完善过的行状交给曾巩来作为参考。

在家乡守制的这段时间，苏轼结识了刚刚卸任眉州丹棱县的县令赵庾（字成伯），赵庾在苏轼家乡临县丹棱县任县令期间，颇有政绩，极为百姓称颂。后来，苏轼出知杭州时，与赵庾来往密切，直到苏轼出知密州时，赵庾又成了与苏轼搭班的通判。

大家知道，知州是一州行政、司法长官，通判起辅助、监督作用，知州政令需通判付署方能生效，通判可向中央直接报告知州的言行，两者之间虽有品秩之差别，但互相并不隶属。说得再白一些，通判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用于监督知州的。

但是，苏轼却与赵庾很能合得来，苏轼心直口快，与人常常直抒胸臆，常常被别有用心的小人抓住把柄而被诬陷。但赵庾也是一位没有城府、心胸旷达之人，所以做事勤勉、一心为公的赵庾自然就成了苏轼长久的的朋友。

九月十五，苏轼在弟弟苏辙得自河朔（古时候泛指黄河以北的地区）的《兰亭》摹本之后，勘误了一些舛误及错别字，又发表了一些对《兰亭》的看法。

苏轼认为，《兰亭》的真迹中，“之”字有很多，但形态与笔法各有不同，这与当今的研究观点如出一辙。另外，苏轼还认为《兰亭》的意境方面的亮点是旷达自然，而后来的摹本都难以企及，别说后来的伪作与仿品了。可见，书画的作伪在苏轼以前就已是“古已有之”了。

此时，胜相院的惟简前来，求苏轼给他主持的寺院写一篇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