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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久，一行人就出发向西，前往东沟镇了。

对于孔有德来说，这次来的另一个目的，就是巡视一下“土改”工作，所以每过一地，都会仔细了解情况，所以这不到二十里路，他竟走了近两个时辰。

秦致远跟着孔有德，也是很紧张，因为这些事情都是他全权办理的，如果出现了什么大的纰漏，他的罪责肯定是逃不了的，好在这一路走来，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让他安心了不少。

沿途所见，已经有不少辽民被安置起来了，编为保甲，每一保还驻扎了几个士兵。

他们住的还多是临时搭建的窝棚，满脸菜色，看起来生活还极为艰苦，虽然分配田地之前，孔有德已经发放了一部分前期赈济粮，但还是有很多人吃野菜充饥，都饿怕了。

然而这些人的精神状态却都很好，甚至可以说人人都处在一种亢奋状态之中，这种亢奋的精神状态，和艰难的生存环境形成了一种诡异的反差，让人难以置信。

之所以形成这种诡异的反差，关键便在“土地”二字之上，孔有德的分田分地举措，使他们每个人都分到了足够的田地，现在生活虽然还很辛苦，但有了田地，而且数量还不少，地租也不算太高，只要熬过这三四个月，播种下去的番薯收获了，他们的好日子就要来了。

这些被安置的辽民们，都拖着疲惫的身子，辛勤地在自家刚分到的田地上翻耕播种，就连窝棚周围，也都种上了番薯。

蕃薯自万历年间传入大明后，因其种植简单，适应姓强，产量高，经过几十年时间，在福建、广东、浙江、江西、山东等地传播已经很广，民间种植本已不少，只是之前没有由官府推广，如此大规模种植过而已。

正是番薯诸多优点，正是安置难民最理想的过度作物，孔有德才将其作为前期的粮食，收获第一茬后，保证这些灾民不用担心被饿死，再种其他易储存的粮食。

为了早些有收成，有些百姓甚至夜里也不歇息，趁着月色在地里没日没夜的劳作。

孔有德听说此事后，很是感慨，其实农民是承受能力最强的人，只要饿不死，哪怕只要有一口吃的，他们都不会起来造反，西北造反的那些流民，真的是到了饿死的边缘了，不然也不会遍地都是造反的流民。

这跟天灾有一定的关系，但更多的还是人祸，他们已经过的如此艰难了，朝廷非但没有调集湖广和江浙充足的粮食赈济，还加派辽饷和练饷，他们再不揭竿而起额，只能等着被活生生的饿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