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有罗尚虐待秦州流民，后有山简逼迫雍州流民，这两人最终都引发了巨大的祸乱，荆州的督导官王澄不思吸取教训，对待蜀郡的流民仍旧十分粗暴，没有半点怜悯之心，不但实施大规模武力镇压，而且在对方选择投降的时候，竟然假装答应放过对方的首领，然后暗下杀手，将其妻子儿女卖作奴隶婢女，其余流民一律驱逐到长江中淹死。

王澄是王衍的胞弟，论清谈比不上哥哥，但以裸奔闻名于世，自以为不拘小节，豁达潇洒。若他只是一介平民百姓，随便他光屁股环游世界也无伤大雅，然而身为一州之长、政府高官，这么荒唐可就有些说不过去了，在其任内不理政事，成天饮酒作乐不说，遇到紧急状况还犯那么低级的错误，实在是国之大不幸。

不论山简则还是王澄，乃至王衍，都是晋王朝独当一面的大员，但正是这些人把国家推向覆灭的边缘。

八千多条人命让蜀郡的流民彻底愤怒了，很快就再次树起了反抗的大旗，并找到了当年在罗尚手下担任行政官的杜弢作为首领。杜弢曾在益州主张对秦州流民采取怀柔政策，虽然最终没能如愿，但在蜀郡当地人看来，他在当下局势中应该会是不错的领袖。

正在湘州政府任职的杜弢也对王澄等人颇有微词，顺势自称梁益二州州长和湘州督导官，正式与晋政府决裂。

后方的混乱对于洛阳前线有百害而无一利，尤其当汉赵大军获悉司马越去世的消息之后，很快便调集各路人马向洛阳进军。此次出击基本没有遭遇晋王朝的援军，北方刘琨和王浚互相牵制，南方又有杜弢对政府军虎视眈眈，西面的张轨和东面的司马睿即便有心出手，但千里迢迢赶到极有可能会被以逸待劳。

国不可一日无君，军队也不能一日无主帅。司马越死后，他手下的将领们全都推举王衍为最高司令官，然而王衍畏惧因此承担的责任过于重大，于是坚决推辞了这一请求，然后几万人在没有主帅的情况下护送着司马越的棺木，前往他的东海国安葬。

洛阳的何伦听到司马越的死讯，立刻带上司马越的妻儿撤出洛阳，也向东海国开拔。

这样一来，本就混乱的洛阳城变得更加恐慌，无数人收拾行囊准备跑路。皇宫里在的司马炽不明外面的形势，仍旧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先是追贬司马越为县王，然后任命苟晞为最高统帅、总司令官，兼青徐兖豫荆扬六州军区司令长官。

然而军心离散，徒留这么多名号于苟晞来说，除了增强虚荣心，并没有太多实际的效果，更无法扭转北方沦陷的大势。

这时候石勒刚刚攻占江夏，本要继续南下，但因为北方人到了长江流域出现各种水土不服的情况，疾病也开始蔓延，无奈先行回军再作打算，但最初消除洛阳外援的计划基本得以实现，洛阳已处在汉赵大军的包围之下成了一座孤城。

就在他回军途中，探子带来了好消息，声称司马越已死，而晋王朝的主力军则在没有统帅的情况下正向东海国挺进。

石勒高兴得简直要跳起来了，这样的形势就和平日里的打靶练习并无二致。

311年4月，石勒亲率轻骑兵追击晋王朝的送棺大军，终于在苦县宁平城追到。晋军本是连跑带退毫无行军阵势，一旦发现后方有敌人追击，顿时吓得毫无招架之力，十万大军在对方的追杀下很快土崩瓦解，内部踩踏致死的达十之二三，被石勒军击杀的有十之三四，剩余的人则全被俘获，以王衍和刘乔为首的众多官员和许多封王，无一幸免。

王衍声名在外，石勒让他和他的同僚们全都坐到一起，然后询问他们沦落到如此下场有何感受，以此体验一下晋王朝清谈的功力。

石勒没有失望，王衍的清谈绝对是当世无双，因为清谈最讲究的就是厚颜无耻，而他把这一精髓展现得淋漓尽致——首先把近几年的各场灾难全都细数一遍，然后各种分析和解剖，但说这些最终目的却是突出自己的无可奈何，声称自己从小就无心当官，也从不过问天下大事，沦落到现在的下场实在是冤枉至极，并力劝石勒赶紧登极称帝以顺应天命。

这番话不必晋王朝的同僚感到恶心，外族人听了都难免觉得浑身不自在，石勒实在忍不住与他争辩：“阁下年轻的时候就进入朝廷，盛名传播四海，身居高官，担负重大责任，怎能说从小就没有做官的心意？摧毁朝廷并使天下残破的，不是你又是谁？”

王衍清谈习惯了，还想要与石勒大战三天三夜，然而石勒已经厌烦了他的嘴脸，很快让人把他推到营外斩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