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跋焘无疑是带领北魏步入辉煌的另一个关键人物。

拓跋鲜卑接连好几代都是满腹韬略的军事名家，远的不说，最近的拓跋珪、拓跋嗣、拓跋焘这祖孙三代，就像是三个阶梯，一代比一代高，到了拓跋焘这里，终于触摸到了天花板。

同时期的其他政权，甚至其他任何时期的政权，都很少出现这种情况。明君、能君本身并不稀奇，奇在连续三代都那么给力。

之所以会有这种奇遇，纯朴的政治氛围显然功不可没。

拓跋鲜卑虽然兴起的时间很长，但真正形成正式完善的政治框架，不过从拓跋珪时代刚刚起步，是名符其实的小白，又因出身塞外的游牧民族，他们在打完参合陂之战，并成功进入中原，兴奋之余，忧虑也是很严重的，担心自身实力不够强大，会被中原强国吞没，因此每一步都走得极为谨慎。

在这种强烈危机感的熏染下，北魏国民普遍都充满干劲，文武官员们因为初出茅庐，初尝政权建设，也都激情十足，国家元首更是身体力行，决意把既有的成绩保持下去，因为本身没啥经验，所以对人才极为重视，但凡哪个人有治国之才，一定寄予完全彻底的信任，让人才散发出他们最为亮丽的光彩。

这种新兴的干净纯粹的政治模式，显然不存在政治积弊，尤其像晋王朝的那些毛病是不存在的，朝野上下一片欣欣向荣之相。

特殊的国情决定特殊的国运，拓跋鲜卑这一路走来，有着其他任何种族和政权都无法企及的机遇和坎坷，正是这些大大小小的机会、挫折、欢声、悲泣，造就了强大的北魏。

当然这都是很抽象的东西，具体一点，北魏近些年的发展路径，最能说明问题，从偏居塞外，到一朝攻入中原，其成就远胜同时期的北方政权，伴随而来的压力也更大，因为他们心里没有底，另外北方的柔然和胡夏就已经伸出魔爪，所以拓跋嗣一门心思发展壮大自身，以图稳中求进。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北魏政治渐趋成熟，其他政权出现的问题也在他们这时生根萌芽。危机意识的出现是有条件的，当北魏国民意识到已脱离了危险，甚至已经到达他们心中极高的高度，危机意识也就自然淡化了，而一旦放纵起来，也同样比其他政权“优秀”，终于葬送了数代的基业。

先前的拓跋珪已经把这一问题展现得清楚明白，从刚开始的励精图治到后来的昏庸无道，正是因为取得了一系列成就，朝政逐步稳定成熟。

个人与集体关系比较微妙，拓跋珪身居最高位，受权力和政治腐蚀也最严重，但国内其他人并没有他那么乐观，因为北魏上下并未因此丧失进一步发展的契机。

后来拓跋珪被刺，从他个人角度来看，当然是大不幸，但从北魏的长远发展来说，除掉昏君则是天大的幸事。

这世上没有常住民，大家都只是过客而已，区别只在于停留时间的长短，北魏同样也不可能万古长青，无法摆脱衰盛衰的循环，拓跋珪的遭遇已是前车之鉴，足以让后人警醒，可惜人虽是活的，循环却是死的，事到临头，没人能逆天改命。

这已是后话了，很后。

此时的北魏仍在拓跋嗣的掌控之中，但他药毒在身，生命已不长久，尤其接下来发生的事，更使其健康状况恶化得厉害，最终丢掉性命。

这件事却又非做不可，那就是南征。

此时中国境内虽然政权很多，但实力旗鼓相当的两个大国：北魏和刘宋，他们才是左右天下格局的关键。

拓跋嗣早就想对南方动武，可是胡夏和柔然，一直在后方捣乱，而刘裕带兵打仗也确实很一套，北魏南征的条件并不成熟——直到422年，这些问题都不存在了。

胡夏的赫连勃勃其实一早就放弃了远大理想，但求稳坐关中，不再对外扩张，拓跋嗣看在眼里，渐渐也不再心存忌惮。

柔然汗国倒是不时南下挑衅，但拓跋嗣在后秦覆灭之初，便已派重兵北伐，柔然大军对拓跋嗣闻之色变，短期内根本无力侵犯。

至于刘裕，被病痛折磨多年之后，终于走到了人生尽头。

称帝之初，刘裕已预感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堪忧，所以趁着自己还中用时候，竭力培养儿子们，并把一批心腹重臣提拔起来，作为儿子的辅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