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跋焘接着下诏给平城的留守朝廷，让留守朝廷通告全国，仿效长安模式，在国内开展灭佛运动。

诏书上这么说道：“从前东汉的昏君，迷惑于邪恶的假神，破坏伦理纲常，自从古代以来，九州之内从没出现过这种事！

言语荒唐，空话连篇，不合人情，在不安定的社会中，使人眼花缭乱，受到迷惑。

因此政治教育不能推行，礼乐仁义与之败坏，天下之大，全成废墟。

我继承天命，打算铲除虚伪，保护真主，恢复伏羲神农时的太平世界，其他的全都清扫干净，消灭到不留一点痕迹，从今以后，胆敢仍事奉胡人神祗，塑造偶像、捏泥人、铸铜人，全家诛杀。

有非常的才能做非常的事，除了我，谁能除掉这个多少年留下来的假神！

有关单位应通告全国各军区、各镇、各州，对辖区内所有佛寺、佛像、佛经，全都捣毁，所有僧侣不论老少，一律活埋坑杀。”

主持留守朝廷的太子拓跋晃，偏偏是虔诚的佛教徒，崇信佛法，之前就一直向父亲宣扬佛教的好处，但没有半点效果，现在佛教面临灭顶之灾，也没有力量扭转局面，只好尽量拖延诏书颁布的时间，使国内寺庙提早得到消息，各自逃生。

正是借着这个时间差，国内许多僧侣得以活命，部分佛像和佛经也得以保全，延续了佛教在北方的有生力量，为将来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可是偌大的佛寺毕竟是躲不了的，更藏不下，北魏境内所有佛寺在短时间内全都被铲平，一座未留。

宗教信仰向来是个严肃而复杂的问题，不同的信仰对人造成的冲击更是火力十足。

对于个人而言，信仰是神圣的，但须知信仰本身其实有是非黑白之分，高低贵贱之别。

当有了信仰，势必冒死捍卫之，因此无论什么信仰，其实都潜伏着巨大的杀伤力。

也正是这个缘故，在选择信仰时，就显得尤其郑重。

世间宗教多如牛毛，究竟选择哪一个作为终生陪伴呢？

不同宗教的教义也许有很大差别，专家给予的评价也千奇百怪，但有个最基本的标准值得深省，是否会对旁人造成伤害？

不管引人向善还是引人向恶，只要不妨害旁人，大可肆无忌惮地信奉之。反之，可能其教义说的很冠冕堂皇，但当信奉之后，发现那些光明璀璨的背后，付出的代价却是无数人的鲜血和灵魂，仍然不能掩盖其邪教的本质。

这是关于真正“信仰”的逻辑，其实佛教发展到北魏时期，许多问题已脱离了信仰本身，成了被别有用心之人操控利用的工具，这也是遭到拓跋焘血腥镇压的根本所在。

当然在北魏国内是有相当一部分教众是严格信奉佛教教义的，所谓“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的教义，当然算得上是乱世中的一盏明灯，是诸多苦难民众的心灵鸡汤。

如果拓跋焘是佛教徒，即便佛教内部出现问题，最后可能仍会包容，遗憾拓跋焘本就信奉道教，如今又逢敏感问题，佛教大劫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相比惩奸除恶的道教，急脾气拓跋焘当然选择后者，何况道士还能修仙长生（理论上说）。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