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同志你在说什么？难道你也疯了？”

基洛夫难以置信地看向了前排，那位自己印象中久经考验，曾经参加过十月革命的老党员居然会赞同叶甫盖尼这种大逆不道的话。

“我当然没有疯了，相反，我现在非常清醒。”

安东用着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

“那你怎么会支持叶甫盖尼同志的说法，对农民采取这样的措施你难道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基洛夫问道，他完全不理解安东的态度。

“你知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吗？”

安东没有正面回答基洛夫的问题，转而反问起了基洛夫一个看起来似乎毫不相干的问题。

“当然知道，我入党不比你晚上多久。

战时共产主义制度是在整个国内战争时期实行的政策，苏维埃政府通过采用这些带有军事性质的手段，在市场之外建立起城乡之间直接的商品交换，使我国迅速形成了严格控制整个国民经济的、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为赢得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物质保障。

在战争结束后，因为该政策与和平时期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不适应性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并引起了社会动荡。

所以于1921年，在列宁同志的要求下，战时共产主义被"新经济政策"所取代。”

基洛夫对这些问题说起来驾轻就熟，因为关于这些政策的定论中央都已经有了定论。

“你对战时共产主义的评价是什么？”

安东紧接着问起了第二个问题。

“战时共产主义，是在残酷的战争环境和物资极度缺乏的特殊条件下，被迫采取的带有军事性的非常措施。

在"当时所处的战争条件下，这种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列宁同志批注)。

它使苏维埃俄国最大限度地集中了全国的物力和财力，从而保障了军事上的胜利。

为粉碎协约国的武装进攻、捍卫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创造了必要的物质前提。

因此，作为应战解危的非常措施，战时共产主义无疑是巨大的成功。”

“如果一个政策真的那么成功，那么他为什么要被废止呢？继续实施下去难道不好吗？”

安东立刻问基洛夫第三个问题。

“这···”

基洛夫一时间有些语塞，他搜肠刮肚地回忆各种文件中对于废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理由，但是却没有多少印象。

有关的信息似乎都被一笔带过了，只有莫斯科的文件对此有一些解释。

“对了！”

基洛夫一拍大脑，

“我想起来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虽然很好，但它同时也存在许多弊病、过失和错误。

从措施本身来说，很多措施超出了战时需要的限度。

主要表现有:"在贸易国有化和工业国家化方面，在禁止地方周转方面做得过分"、"超过了理论上和政治上所需要的限度"(列宁语)。

由于不顾条件，强令大中企业全部收归国有，致使不少企业减产或倒闭。

1920年工业总产值下降为1917年的21。

取消一切私人贸易后，合作社和国营商业没有相应发展，从而影响了日用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正常供应;工业生产的总管理局体制。

造成中央与地方的不协调，出现官僚主义滋长经济效益低下现象。

特别是余粮收集制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严重偏差，这就严重损害到农民的切身利益，从而破坏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且有损于工农联盟。

战时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主义的模式，其特点是在组织社会主义经济中，基本上排斥商品货币关系，撇开市场，采取纯粹军事、行政的手段和方法。

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俄共(布)在指导思想上存在急于超阶段地直接实行社会主义的空想错误。

特别是到1920年底，在国内战争(非常时期)基本结束的情况下，作为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不但没有因非常时期结束而收缩，反而进一步加强。

如:余粮收集制扩大到棉花、麻类、皮革等农副产品和经济作物，国有化从大中企业推广到广大小企业，进一步取缔一切私人贸易活动等。

这些措施，远远超出了俄国社会能够承受的水平，结果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和生产下降。

1921年春，我国发生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

实践证明，作为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一种尝试，战时共产主义无疑是失败的。

这是莫斯科文件上的，这下总没问题了吧？”

基洛夫说道。

“你知道这失败背后是多少条人命吗？危机背后的代价是什么你知道吗？”

安东的话语非常冰冷，他仿佛回到了那一年，那个苏维埃政权内外交困的年代。

“可能死了几百人？上千人？”

基洛夫虽然知道战时共产主义的弊端，但是他那个时候只是一个城市里的工人。

他没有去过农村，对于那时发生的事情了解并不算多。

隐约的印象中，他只知道波坦夫和喀琅施塔得爆发过叛乱，具体发生了多大的规模他并不了解。

“算上余粮征集制度前前后后带来的影响，根据我们的统计，大约死了五百万人。”

安东说出了一串令人震惊的数字。

“这怎么可能？”

基洛夫大惊失色。

“这当然可能，没有什么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