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他才意识到这是在威斯康星州的深夜。已到了奥克城，他的妹妹正斜眼看着他。

“你一直都在睡觉？”她问道。

“没有。”他说。

“那就是医院，”她用手指着说。“你不知道我是怎样给爸爸祈祷的。”

克莱尔把车拐进医院旁边的停车场时，他伸了个懒腰。她在十分拥挤的停车场上找到一个空位，把车停好。兰德尔下了车，活动了一下僵直的筋骨，站在车后等着，令他吃惊的竟是一辆锃亮的林肯轿车。

克莱尔走过来时，兰德尔用手指了指那辆林肯轿车。“好棒的车，小妹，你靠当秘书的薪水是怎么弄来的？”

克莱尔不满地皱起了眉头。“如果你一定要知道，我就告诉你，是我的老板运的。”

“你的老板真好，我想他的妻子对待她丈夫的朋友就绝不会这么大方了。”

克莱尔拿眼瞪着他。“看你说的，一笑而已。”

她不再理他，僵硬地转过身来，沿着一条林荫小道径直向医院走去。此时兰德尔，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很是没趣，慢慢地跟在她的身后。

他来到一间私人病房，他父亲已经从特别护理室中搬过来将近一个小时了。他坐在一把高靠背椅子里，头顶上方的搁板上是一台未用的电视机和在精致镜框里的耶稣画像，对面便是他父亲的病床。此时此刻，兰德尔的情感几乎耗尽了。他交叉着双腿已坐了好长时间，感到右腿已经麻木，于是他便不再叉腿坐着。他开始感到焦躁不安起来，而且很想抽支烟。

兰德尔竭力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父亲病床周围。不过，他仿佛进入了催眠状态，只是麻本地盯着氧气罩和盖着毯子的父亲。

他看到父亲的第一眼就让他感到万分难过。在他走进病房时，心中想象父亲还是上次见到的样子。他的父亲，内森-兰德尔牧师，70多岁的老人了，还是那样仪表堂堂。在他的眼中，他父亲就像《出埃及记》和《申命记》中高贵的主教，就像德高望重的摩西，他的双眼清澈明亮，而且天生的威力丝毫没有减退。他额头突出，白发已渐呈稀疏，慈祥的脸上眼眸宁静湛蓝，相貌英俊，而且鼻子坚挺。他额头上深深的皱纹，看上去更加严肃，让人敬佩。这兰德尔牧师一直有着一种无法言喻的风度，一种极为神圣的气派，这与他的工作极为和谐，他像是主耶稣的代言人似的，令他的教友和周围的人感到信任和敬佩。

可是，现在所见到的父亲，无情地打碎了他心目中存留的父亲的美好形象。兰德尔看着在透明氧气罩下面的父亲，骨瘦如柴，犹如一具埃及的木乃伊。头发枯黄杂乱，不再具有往日的光泽。他双眼紧闭，脸色憔悴，惨白，呼吸困难，全身好像已经毫无知觉。

对兰德尔来说，对同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如此仔细地观察，如此这样不可理喻而又确实存在于眼前，如此善良理应得到好报，但却弄到这般木然无觉和绝望，一直令他惊异不已。

一会儿，兰德尔就赶紧把视线从父亲身上移到旁边的椅子上，眼睛已经潮湿起来，他担心自己会忍不住失声痛哭。他无聊地看着眼前的一个小护士忙碌着。她面无表情，机械地忙得一刻不停。她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那只悬挂着的输液瓶、软管及墙上的挂钟上了。迷迷糊糊过了一段时间，大概有半个小时或者更长一些，莫里斯-奥本海默推门走了进来，帮助护士做一些检查工作。他已过中年，身体开始发胖，但很结实。他干练而自信。看到兰德尔后，握了握他的手，并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算是无言的安慰，并许诺随时会告诉他病人的情况。

兰德尔默默地看着他给父亲做检查。过了一会儿，一阵倦意向他袭来，他闭上了眼睛，努力使自己振作起来，寻找合适的祝词，来为父亲祈祷。他却只想起了“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字神圣无比”这句话，其他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在他的头脑中，莫名其妙地出现了这几天发生的事。首先是万达小姐那个令人费解的电话，然后又想到了自己前一天晚上与达丽娜亲热的情景，想起她那对丰满的乳房，这时他不禁为自己害臊起来，重新又把注意力集中到父亲身上，思绪也随之回到了最近一次回家探望父母的事上来，那是两年多以前的事了，再前一次则是3年多以前了。

他仍旧能感到在那两次回家期间他父亲对他非常的失望，这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这位老先生清楚地表示对他那失败的婚姻不满意，不欣赏他的生活方式，不喜欢他对生活的玩世不恭和缺乏信仰。

回想起父亲对他的不满和失望，兰德尔在头脑中仍旧对此深表异议：他父亲用什么标准来衡量他呢？通过社会证明他成功了而他父亲却失败了。不过，他又转而一想，他自己的成功仅仅是财富方面的积累，不是吗？他父亲却用另一个标准来衡量他，这个标准是这位老先生衡量他自己和所有人的标准，通过这个标准，他发现了他儿子欠缺的东西。兰德尔还是不明白——他父亲具有的他所缺少的东西：信仰。他父亲有着坚定的信仰，因此使得生活充满了仁慈，生活有了意义。而他却没有这种盲目的信仰。

很正确，爸爸，他想。他确实没有信仰，没有信念，对任何事情都不信任。

怎样才能使人相信神灵呢？社会是不公平的，虚伪的，彻底腐朽的。人，许多人，就是一些凶猛的禽兽。人们能够随意虚构各种神灵，编制各种骗局，却无法改变现实的残忍，到头来都比作了烟尘，落得空幻一场，有句犹太谚语说得妙极了：如果上帝生活在地球上，人们将会砸破他的窗户。

该死，爸爸，你难道还不明白吗？

不再与父亲争论了，都是陈年旧事了，兰德尔自言自语道。不再争论过去的事。

兰德尔睁开眼睛。他感到口干舌燥，心中烦闷，腰酸背痛。他厌恶病房的气味——浓烈的药味和消毒剂的气味混杂着。——他觉得疲惫不堪，同时，感到满腔的怒火、懊悔和无聊。他对自己作为旁观者的角色感到灰心丧气。他认为现在拼命地工作，为之焦头烂额，也比在这儿做旁观者好。

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想对医生和护士说一声他要离开这里，到休息室去歇一会儿。不过奥本海默医生正和一位助手用一部最高级的检查仪器聚精会神地观察和研究他父亲的心电图。

因为麻木的右腿还没有活动开，他便一瘸一拐地离开了病房，来到了走廊里，他躲开一个穿着白大褂正在擦地板的年轻人，慢慢向接待室走去。走到门口时，他停住了脚步，点燃了他钟爱的英国欧石南烟斗，吞云吐雾，借此让自己在进入那种悲悲切切的环境之前镇静一会儿。他振作起精神，走进门厅，不过，就在要跨进接待室门槛时，他又踌躇起来。

整个房间在日光灯的照耀下，显得很有生气。落地窗帘色调明快简洁，精致地勾织了花样，与沙发、藤椅很和谐。还有，电视机、桌上有烟灰缸和杂志，整个房间素雅洁净。只有他的家人和他父亲的朋友在房间里显得不协调。

克莱尔坐在一把藤椅上，身子向前微倾，手里翻着一本明星杂志。在她的旁边是兰德尔的老同学，他父亲的接班人汤姆-凯里牧师，他正在小声地给他妻子打电话。在他们不远处的一张桌子上，埃德-佩里奥德-约翰逊和赫尔曼舅舅正心不在焉地玩着扑克。

埃德-佩里奥德-约翰逊是内森-兰德尔牧师的挚友，他是每周六期的《奥克城先锋报》创刊者，同时他还是此报的编辑和出版商。“经营这种小地方报纸的方法，”他曾告诉过兰德尔，“就是设法使当地每个人每年至少有一两次机会在报上抛头露面，这样你就不必担心与那些华而不实、谄上欺下的芝加哥大报的竞争了。”约翰逊的真名并不是埃德-佩里奥德，这是兰德尔最近才知道的。刚开始，有一名记者称他是编辑（）的缩写埃德（Ed．），接下来有好事者便在缩写后面加上佩里奥德。约翰逊是典型的瑞典人，身材高大、健壮，满脸疙瘩，挺直的鼻子，眼睛深度近视，鼻梁上一刻不离地架着那副宽大的眼镜。

坐在约翰逊对面玩牌的是赫尔曼舅舅，兰德尔母亲的弟弟。兰德尔对于赫尔曼舅舅并无好感，总以冷漠待之。在兰德尔的记忆中，他很少在外面工作，仅有一小段时间在一个小城镇的酒吧里打工，不久便被老板开除了。于是，他就投靠了他的姐姐。自从兰德尔在中学念书的时候，赫尔曼舅舅便作为一个常客在他家里住了下来。

赫尔曼舅舅在家修剪草坪，浇水，跑跑腿，看看橄榄球比赛，典型的家庭消费者。兰德尔的父亲对此并没有什么反对意见。正符合他一贯的信仰：有衣同穿，有饭同食。因此，他自己以身作则，给教友教徒们做了一个极好的榜样。

这时，兰德尔开始注视他的母亲。刚才他只是匆匆忙忙地拥抱了她一下，便到他父亲身边去了。这时，她独自在沙发里打着瞌睡，身边没有了爸爸，她更显得异常孤独。她看起来和蔼可亲，胖胖的脸上几乎没有一丝皱纹，尽管她已年近古稀了。她的身上穿着一件干净陈旧的衣服，脚上穿着一双穿了多年的皮鞋。

兰德尔一直挚爱着她，是他绝望时的精神依托。萨拉-兰德尔，这位牧师的令人敬慕的妻子，兰德尔猜测，她在社会上具有很高的地位。当然，对她的儿女来说，她又是一位典型的慈母。他长大成人之后，细细分析过母亲，内心也有些为她惋惜。她一生活着，似乎就是为了丈夫和儿女，对丈夫唯命是从，从来没有体现过自我。她并不知道他对她的遗憾，可她十分满意儿子在外面的一切成就。她对她儿子的爱是永恒的，无可比拟的。

他决定在她身边坐下来，等着她醒来。

就在他走进去的时候，克莱尔突然丢开了手中的杂志，“史蒂夫，这段时间你在哪里？”

“我在陪爸爸。”

埃德-佩里奥德-约翰逊在椅子里转过头来。“大夫说什么了？”

“他一直都很忙。他一出来我们就去问他。”

萨拉-兰德尔突然被惊醒了，她立刻坐直了身子，同时整理了一下衣服。兰德尔吻了吻她的面颊，同时拥抱了她一下。“别担心，妈妈，一切都会好的。”

“这只有听从上帝的安排了。”萨拉-兰德尔说着，看了一眼刚刚挂上电话的汤姆-凯里。“是不是这样，汤姆？”

“说得对，兰德尔太太。我们的祈祷上帝会听到的。”

史蒂夫-兰德尔看到凯里的目光移向了门口，顺着他目光望去，立即站了起来。

莫里斯-奥本海默医生，正在穿着他的外套，心事重重地出现在门口。他点燃一支香烟猛地吸了一口，抬起头来，感到气氛有些不对：大家都看着他，默不作声。他才意识到这异常紧张的气氛是他带来的。

“我是很希望有新情况告诉大家，”他并非对某个具体在场的人说，“不过我没有，还没有。”

他示意兰德尔坐下，同时自己也在沙发对面坐下，继续抽他那支未抽完的香烟。这时克莱尔、约翰逊、赫尔曼舅舅以及汤姆-凯里牧师都向他围坐过来。

“现在，诊断结果，我们大家都很关心，”奥本海默医生着重对兰德尔和他母亲说。“今天上午内森脑动脉里有血块凝固。大脑受伤的结果是大去知觉，通常至少也是半身不遂。”

他停了下来，吸了一口烟。史蒂夫-兰德尔插言说：“什么是半身不遂？”

“身体的一半瘫痪——通常包括脸、手臂、腿——就是大脑受损所对应的那一半。就目前状况来看，主要是左边出现了瘫痪。在内森陷入昏迷以前，他的左边就已显示出瘫痪的迹象，不过身体主要的器官还照常工作。病情至今还没有恶化。”他环视着一张张着急的脸。“总之，就这些了。”

“奥本海默医生，”兰德尔急忙问道。“您还没有告诉我们我父亲的最坏结果，他有没有治好的可能？”

这位医生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我无法预知这一点，史蒂夫，我只能说一切尚待观察。他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我们只能竭尽全力去做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只要这次中风不引起心脏毛病的话，就有很大希望能够治好。”

他又转向萨拉-兰德尔。“萨拉，你丈夫的身体素质很好，意志坚强，有着忠贞的信仰，这几个因素合起来往往会产生奇迹。不过，我不能隐瞒，不能报喜不报忧，他的病情很危险。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一点。然而也有许多有利的因素。目前，我们只能消极地观察等待。有许多人，许多大名人往往在重病之后又治愈，余生做了不少贡献。比如卢愚-贝斯特教授，在他46岁时，中风瘫痪了，就像您丈夫这样。后来，他竟然治愈了，致力于发展他的事业，研究发明了种牛痘的方法，还有治疗狂犬病的有效方法，并且活到了73岁高龄。”

奥本海默医生捻熄了香烟，并举了起来。“因此，萨拉，我们应该对此有信心。”

“我为他祈祷，”萨拉-兰德尔坚强地说，同时在克莱尔和兰德尔的搀扶下站了起来。

“您不仅要为他祈祷，”奥本海默医生说，“现在，您要回家，要休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保重身体……克莱尔，你要多抽点时间来照顾你妈妈，让她休息以前服一点安定片……史蒂夫，我很抱歉，我们的再次相聚竟在这样的场合。不过，像我所说的，我们应该对此有信心。我将继续观察，在今天晚上如果有什么新情况，我会立即通知你，你尽可以放心。要不然，就这样，明天上午在这儿碰头。”

医生搀扶着萨拉-兰德尔，轻声安慰着她走出了休息室。

其他人也跟着走了出来。赫尔曼舅舅走在兰德尔的旁边。“你要去干什么，史蒂夫？我们可在你的老房间安排床铺。”

“多谢，不过我不需要了。”兰德尔快速地说。“我的秘书已在奥克里兹饭店订了房间，我还有许多公事要处理，就不打扰你们休息了。”实际上，他是想给纽约的达丽娜打电话，还有他还想与他的律师萨德-克劳福德通话，关于公司转让给托里和卡斯莫斯企业的事。不过一整天他都处于悲伤状态，现在感到很疲劳。“还有，我还要给在旧金山的巴巴拉和朱迪打电话，她们一直与爸爸的感情甚笃，我认为我应该……”

“噢，上帝，我忘记告诉你了，”克莱尔突然来到他身旁打断了他的话。“他们已经来了，巴巴拉和朱迪现在已在奥克城。”

“什么？”

“我忘记了，史蒂夫，原谅我。我忙昏了头，什么都忘了。我给你打完电话后，接着就给在旧金山的她们去了电话。她们都很伤心，就乘坐东方航空公司的早班飞机赶来了。赫尔曼舅舅告诉我，她们在晚饭时就赶来了，直接从机场来到了医院。她们看望了爸爸，而且还等了你一会儿，后未朱迪有些害怕，就在我接你离开机场时，巴巴拉带她休息去了。”

“她们现在住在哪儿？”

“住在奥克里兹饭店，还能住哪儿呢？这里还有哪家像样的旅馆呢？”赫尔曼舅舅说。“让我想想，巴巴拉让我告诉你，如果不是很晚的话，她让你离开医院后去见见她。”

兰德尔看了一眼手表，还没有到子夜，还不是太晚，巴巴拉一定还在等着他。他知道他们终究要面对面的，虽然目前一点也不想去见他的妻子，可是这是无法逃避的。还有，他的女儿朱迪也会在那里，今晚他想去看她们。

“好的，”他说，“有谁送我去饭店呢？”

饭店里，巴巴拉房间的门打开了，她站在那里等着他。

“你好，史蒂夫。”她说。

“你好，巴巴拉。”他说。

“内森的事令我很伤心，”他的妻子说，“我爱他就像我亲父亲一样，这样的事总是发生在好人身上，不是吗？噢，不要老站在这里。快进来，史蒂夫。对你的到来我很高兴。”

她没有做出让他吻的样子，他此时也没有吻她的心情。他跟着她走进了客厅。房间很干净，但毫无生气，乱糟糟地放着几把简单的椅子，两张咖啡桌子，一张长沙发椅，一个打开的酒柜上放着两个玻璃杯，旁边一瓶未开启的苏格兰威士忌。很明显，他的妻子在等着他。

巴巴拉站在房子中间，非常地沉着、冷静。她看上去和分手时没有多大变化，甚至看上去比以前更漂亮了，保养得更好了。她一头棕色头发，白净的脸上长着一双棕色的小眼睛，30多岁的她身材还是那样的好，只是胸部平了一些。她穿着一身高档的套装。看起来，她太旧金山化了。

“我们一到医院就去看了内森，”她说，“我能理解你此时的心情，史蒂夫。我们都很伤心。朱迪刚刚离开去睡觉。我们也很爱他。”

也许兰德尔的耳朵欺骗了他，不过他想他还是听出她强调了几次“我们”——“我们”去看望了，“我们”也很爱她。现在“我们”是包括朱迪的母女，而不是陌生的丈夫和父亲。巴巴拉非常了解他，知道哪里是他的薄弱之处。她如此刻意地强调“我们”，是在攻击他，是用一种策略在提醒他，她们母女是在一起的，也许本来什么也没有，只是他凭空想象而已。

“太糟糕了，”他说，“整个事情。”他端详着她。“很长时间了，看样子，你生活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