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日子，张平引着钱凤在樊城闲逛，现在樊城区分为两块，一块是老城区，连着老码头，街道两边是茶楼，酒馆，当铺，作坊，街道两旁的空地上还有不少张着大伞的小商贩。东边是新城区，围绕着樊城广场新建了不少酒楼、商铺和客栈和街道，襄阳银行和批发市场就在这里，滨江大道沿着河岸圈了好大一块土地，这里还新建了一个码头。

滨江路的别墅区，广场的商业区，宽敞的水泥路，崭新的砖瓦房，石凳，绿化带，坐在四轮敞篷车上的老爷小姐，让樊城新区显得年轻而富有魅力，迎来了四方客商来这里做生意。这里的人精神面貌也和别处不同，似乎更加自信，更有朝气，张平作解说的时候也是一股与有荣焉的骄傲感，这些都是这一两年建好的，放在以前那都是不可想象的。

滨江别墅区的中心是一座林园，是刘丹仿造苏州林园设计的，景色简洁古朴，落落大方，不以工巧取胜，而以自然为美。不矫揉造作，不亡加雕饰，不露斧凿痕迹；表现得法，力求山水相宜，宛如自然风景。

这里还修筑了一个文殊院，供奉文殊菩萨。俗话说：“世上好言佛说尽，天下名山僧占多。”其实也不能说是僧人把天下名山都占了。历史上许多原本人迹罕至的荒山野岭，正是经悲心切愿、励志修道的僧人们筚路褴褛，开拓经营，建寺立塔，凿井引水，开路修桥，植树造林，最终成为庄严道场、人间净土。

开山的大和尚带领一帮弟子修建庙宇的时候，一般都是选择人烟稀少的无主之地，这里没人要啊。只要这个大和尚有道行，名声就会传开，就会有人来礼敬皈依，渐渐来的人多了，就会形成一个集市，原来的荒山也就成为名山，这就是名人效应。

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修行是有大功德的，寺院也就成为功德所聚，真正道行高的和尚能改变一个地方的地水火风，当然风水也就能转好。原来的少林寺，后来的南华寺都是这样。

襄阳附近的武当山刘丹没有去祸害它，想留给后面的张三丰作道场。现在的武当山名声不显，要等到唐朝之后才逐渐传开。后世有人说武当山的祖师是东周的函谷关令尹喜，就是请老子留下五千言的那位，这就有点牵强附会了，肯定是道士们瞎编的。

别墅区再延伸下去就是大学校区了，这里集中了襄阳所有的学校，国学馆、襄阳军政大学、襄阳政法大学和襄阳师范学校。钱凤最后来到国学院等几所学校参观，钱凤也是出生寒门，屡次被士族排挤，一身才学无用武之地，幸好通过同郡的王充介绍进了王敦的幕府，辟为参军，委以重任。这次参观军政学院和政法大学，也为刘家的胆识所折服。自魏晋以来想要上位者都需要得到士族世家的支持，否则根本成不了事。没想到刘家能够竟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不依靠士族而自成体系，把士族压制下来，不得不让人佩服。

自东汉后期,选士惟士族阀门,世家大族的子弟在察举、征辟中可以“平流进取，坐致公卿”。曹魏时期创行的“九品中正制”也同样保证了世家大族的政治特权,故自魏晋以来,仕者多世家。但是，不管他们是依借政治、军事起家，还是凭借儒学经术成为儒家高门世族,文化活动是其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家族成员的良好教育和文化成就,不但可以提高家族的声誉,而且还对世家大族的入仕和升迁具有直接作用。因此,世家大族需要借助家族学术的传承与族中子弟的培养,来保证家族的人在政治上得享高位,以提高家族声誉,保持家族势力长盛不衰。

盖因有累世经学,而有累世公卿,学业与门第,乃是相因相成。自有门第,于是乃有累世之学业而别成门第家学。因此,注重教育以及用儒家理论来修身齐家，便成为汉魏之际中原地区世家大族保持门第的需要,赋诗作画和各种技艺更是当时中原上层社会人士交往的重要手段。中原世家大族具有文化上的优势,就会在社会交往中较为有利,同时也有利于家族社会影响的扩大。

在对本族子弟教育的同时,他们还开帐授徒,以扩大影响,提高门第威望。如郭躬“讲授徒众常数百人”；钟皓世善刑律,“避隐密山,以诗律教授门徒千余人”；陈寔隐居荆山,设馆授徒,远近的士人都以他为宗师，如名士荀爽、贾彪、韩融、王烈、李膺等都受教于陈寔,其去世时,“海内赴者三万余人,制衰麻者以百数”。可以想象陈寔所授生徒之多。当时的中原地区是士人游学的首选之地,中原地区的世家名人则是士人从师的首选之人。不管中原地区的这些世家大族传经讲学的目的如何,这些求学者学成归去,或者研究学术,或者还乡教授,客观上带动了其他地区的文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