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的是，在经济发展中，其实教育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可以改变人们的命运’，‘拥有了知识，就拥有了财富’。

李翊在大会小会上不断的用这些口号激励人们，并通过层层负责、人人参与的积极措施，把它落实到云南的改革中去。

由于云南条件有限，覆盖能力达不到，云南官府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自办学堂，吸收附近的孩童入学。

而且规定该学堂如能让附近的穷人孩子免费读书，官府将根据免费参学儿童的数目适当予以补贴。

在落后地区和穷人聚居地，全部由官府出资。

根据村庄大小和人口多寡，或一村一个，或几村一个设立集中式学堂，凡适龄儿童都要就近入学，不得遗漏。

并把这列为考核官员政绩的主要依据之一，不由他们不全身心投入进去。

教育不是产业而是事业，再穷不能穷教育。

不论是官府补贴也好，还是官府直接设立学堂，其实都花不了多少钱。

按说古代人也是非常重视教育的，但能读得起书的人毕竟是少数，而且在特权思想作用下，穷人受教育的机会就要少得多。

所以这次暂定的五年制责任教育，必须贯彻到基层和边缘山区去，这是一个硬性指标。

这样做的目的，不但能使文盲率大幅下降，还能使相当多的穷人通过受教育而脱贫致富，甚至能发现培养出有用的人才。

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一定要长久、持续的开展下去。

云南职务最高的教育官员是文学博士，其品级只有从八品，虽然比医学博士的正九品要高上一级。

但是从中也可看出，朝廷其实只对军政、赋税感兴趣，对教育文化重视不够，从事教育事业的官员的地位相当的低。

云南的文学博士袁国策，年纪不过五十出头，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博学鸿儒。

他年轻时也有广济天下、泽被苍生的宏图大志，曾经周游各地求学，但由于不是正儿八经的科班出身，再加上对孙德成的政见不感冒，所以一直在官场上郁郁不得志，所以治学之心也就渐渐的冷了。

这次看到李翊推行教育改革的雄心壮志，使他又看到了一丝希望。

因此，他非常热心努力的忙活这件事情，经过一个多月的摸底调查，很快就摸清了云南各州县的应受教育人口分布情况。

据他的统计分析，整个云南七至十五岁学龄儿童和少年，包括川南迁徙来的灾民儿童，大概在二万三千人左右。

除了有条件供养读书的家庭以外，大概还有一万五千人需要得到资助。

这个数量可是不小哇，仅学费和书本费估算就达到每年二万两银子，这还不算硬件设施的一次性投入。

以云南目前的财政收入来说，筹集这些钱确实有点困难。

为了尽可能的节省费用，李翊发动各乡村的老百姓，集资筹建学堂的校舍和桌椅板凳等物。

有些乡村的热心富户也无偿的捐献了房屋，提供了大量的学堂桌椅，这使的官府的压力减轻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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