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们基本上过的都是向上行进的流水账的日子。

我们一两个礼拜各回各家，各找各自的媳妇，然后没事就在一起谈公司，谈产品，谈自己未来的发展。

很快，孙大哥担任了西安分公司的经理，然后有了车，买了房，把嫂子和孩子也接过来了。

当然了，我也有一定的起色。

“你坐！”又是一个新年即将来到，总经理把我叫到了办公室。

“这是给你的，拿上，别客气！”我刚一坐下，他就把一个红包递到了我的眼前。

“这”我很犹豫。

“这是你该得的，你到咱们公司这一年多工作很不错，关键是人品好，拿上，咱们好接着说话！”总经理的口气不容斑驳，更何况是给红包又不是给了一个冒着烟手榴弹。

我接过来，放在西服的上衣口袋里。

“你知道，咱们是中外合资企业，原因很简单，我是新加坡籍，可是现在大陆上的生意千头万绪，我忙不过来，你能到新加坡那家公司去么？”总经理很认可地看着我。

“那过完年之后我给您回话。”我回答着。

我们这个老总有一个特点，他总是在晚上来精神，特别亢奋，经常把总公司我们这五六个他内定的智囊召集在会议室，然后把录音机打开，听我们东一句西一句地发表看法，然后他在第二天汇总，很快就成了指导全国市场的可行性方案。

我喜欢琢磨事，也喜欢表达自己怪异的想法，他大多都能采用，于是对我很赏识，所以我今天拿这个红包也就没有什么羞赧的了，只不过最后到了私人空间打开一看竟然是一千块钱，心里还是多少有些吃惊！

但我也有不太舒服的地方。

1997年香港即将回归的时候，我给公司策划了一个百人长跑迎回归这么一个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