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6章 奉天改革(2 / 2)

日本、中国都是师从德国,以德国人的严谨和参谋制度的完整,主官完全可以集成参谋们的成就进行战略战术决策;日本是执行上下尊卑相当有素的国家,因此参谋长的作用只作为幕僚是完全能够达到军事目的的。

但是中国不行,特别是在派系林立的北洋军中,旅长团长等正职完全可以不鸟你这个师参谋长,反正你也没有对他的制约权。这就导致一个问题:中国的参谋长几乎没人愿意去做,或者说,有能力的人都去做正职去了。

本来现代中国的军事制度就不怎么完善,主将也大多没有受到过系统的训练,再加上一个几乎不能够坚持几见、或者说有思想的参谋长,导致主官刚愎自用从而误事的例子数不胜数。军事现代化,要从参谋团抓起,这是德国的成功之道。

而且一师二旅制极容易形成对立之势,随便一个人反水都会给军队造成灭顶之灾----两个旅长可是各掌握着一半的兵力呢。在没有形成一师三旅的“三三制”之前,参谋长作为平衡的一极极为重要----因为此时没有副师长这个职务。

张汉卿认为应该设法让师参谋长的军衔与少将旅长们平齐,或至少要明确一个观念:当师长不在时,参谋长是法定的作战代理人。这样,即使暂时参谋长没有实力,在虚名上也要挂起来以增加影响力。将来有可能,在职务晋升上也要这样排序:旅长、师参谋长、副师长、师长。

这些远大“理想”本来不是张汉卿迫切要达成的,只是因为看到张作霖对限制汤玉麟等军中实力派的想法过于轻敌,张汉卿便想通过第三方势力来压制这些人一部分的影响力,因为他瞄准的是杨宇霆。

杨宇霆时任将军署上校参谋长、兼奉天将军使署总参议,也是张汉卿的在参议“任上”的直属上司。张作霖本就非常认可杨宇霆的能力,也引为亲信,否则不会让他兼着这两个相当重要的岗位。

正史上杨宇霆就是张作霖麾下极有能力的一个人:他治军严谨,军纪严明,是个烟酒不沾,没有嗜好的正统军人,一生自负好胜。他有秘书,却经常亲自批阅文件到深夜。

年轻时,为练骑术,半夜偷着骑马被战马咬伤。领兵后,对违例士兵不论亲疏,严加处罚。任少校教官时,深夜搞紧急集合训练,总能从队列中挑出不穿袜子的士兵当场处罚。有一次他外出归来,哨兵听出是他的声音,不问口令就放他入内,结果他处罚了哨兵。

张作霖非常赏识他的才干,调他任二十七师参谋长。此后他协助张作霖逐步打开东北的政治、军事局面,个人也随之扬名,成为张作霖身边的红人,在东北有“智囊”、“小诸葛”之称。辅佐张作霖时,则以皇帝与宰相自勉,视主不二。但这个人心胸狭窄,对自己不睦的人从不宽容。又非常迷信,家中常年养着术士,遇事扶乩问卜。

正史上少帅与他一直心有芥蒂,在张作霖“皇姑屯事件”后又自视为奉军元老,嚣张拨扈,数犯少帅之忌。东北易帜,杨坚决反对,他认为不应该服从蒋介石,因此与张学良酿成新的矛盾。对张学良他俨然以保护人的身份自居,经常以周公辅成王的典故自诩,规劝张学良戒毒,批评他不问政事。虽出好心,但年轻气盛的张学良却不买他的账。日本人乘机挑拨离间,张学良遂以“吞扣军饷,贻误戎机,图谋不轨”等莫须有的罪名枪杀于帅府老虎厅。事后,张学良对自毁长城之举悔恨莫及。

这时空张汉卿抱着人尽其才的想法,并不介意未来的“镇主”可能,反倒认为史上的少帅气量未免太小,缺乏帝王驾驭权臣之术的勇气和能力,放着一个现存的人才不用。事实上就是因为杨宇霆待人不宽容,使他在历史上的奉军内部人缘较差:少帅张学良和郭松龄处处与他为难,就连他亲自举荐的姜登选、韩麟春有时也反对他。奉天省财政厅长、代省长王永江等文治派对他也没有好感。杨宇霆觉察到自己在东北很难混下去而曾经不得不请求督军外地。

这样一个人,像极了前生在工厂里发牢骚的中层主管:能力不错,搅浑水可以,浪头却掀不大。牢骚很多,事情也能够照样做好。

了解了对手的底牌,张汉卿自信满满,至少目前这个人还是可信的。等到其羽翼丰满,嗯,东北军也成了火候,不信自己的王八之气镇不住他。

父亲起家的27师中,大致有三股势力:54旅旅长孙烈臣、53旅长汤玉麟,以及督军署参谋长杨宇霆,其中以杨宇霆的实力最弱。要不是他兼职的总参议的身份,光凭参谋长的身份是镇不住台面的。

这也是杨宇霆之憾。民国的立国之基是以武制文,没有兵权,做不成大事。

现在,年轻的张汉卿以少将军的身份建议张作霖提升他的地位,当然求之不得,从而第一次对这位少将军起了“惺惺相惜”之情。最后碍于军制,他的上校军衔没能够再提一步,但是也在军中的地位起了大波澜,张汉卿的这个情是领了。

至少他对于张汉卿提出的“军警分离”没有任何意见,连同一直唯张作霖马首是瞻的孙烈臣也表示同意,张汉卿奉天改革的第一刀,就切向了汤玉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