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小弟

一个老师用普通话讲课，这是一件多么平常的事，就像一个战士就应该会拿枪一样简单，但是令我没有想到是，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我最初的预料，仅仅一个月后，从我还在上小学的小弟弟那里，我就知道了传播速度之快，和传播范围之广。

那天，我做好午饭，等地里干活的母亲和上小学一年级的弟弟回来，不一会儿，弟弟回来了，背着小小的书包，虽然天气转暖，身上的棉衣还没有褪去，正午的阳光很好，热得满脸通红。

我正在喂猪，看见弟弟进院，刚打算开口，却听到他自言自语地在嘀咕着什么，于是，我想听他在说什么，就没有开口。

“同学们好，我是你们英语老师，我叫王平子……”弟弟还在嘀咕，全程用普通话，还是我的语气。

我的脸一热，这是我说的呀，是我第一次在张崾崄中学上课时的自我介绍，我想，弟弟怎么会知道，他在樊学小学，只上一年级，这也太奇怪了。

我刚想拉过弟弟问，这时候，妈妈回来了。也许碍于面子，我们没有去追问弟弟，就一边给他们盛饭，一边在心里琢磨，心不在焉地和他们东拉西扯。

饭吃完了，我也想明白了是怎么会事，张崾崄中学，是四个相邻乡镇的联合中学，这里上学的孩子，也都来自周边四个乡镇，农村家庭，每户至少有两个以上的孩子，除非特殊情况，也就是说张崾崄上学的这些孩子，把我说的这些话，回家后说给了他们的弟妹们，他们的弟弟妹妹又把这些带到各自的小学，像一个新奇的顺口溜一样碎碎念。他们就像以张崾崄为中心的一张网，蔓延扩散到这四个乡镇。

想想这个范围，我不仅倒吸一口凉气，辛亏，这不是什么坏事，在这片讲着古老方言的地方，讲普通话，在孩子们的眼里，是新奇，或者是怪诞，但是，我心里明白，用普通话讲课，这是要求，是教育的大势所趋。

在那个没有网络的年代，连交通都时断时续的地方，什么事都靠口口相传，这虽然让我难堪，但至少没有变味。我想起了在我十二三岁时候发生的一件事，说是一户人家，家里有鬼了，鬼很厉害，抽烟喝酒什么都干，不高兴了还把锅给掀翻了。那段时间，我一直听着大人们在谈论着这件事，并互相讨论着哪里有捉鬼的大仙。

这一切传的就和真的一样，因为有地名，距离樊学不远，还有关于那家人的具体情况。我是一个孩子，又喜欢看小人书，什么《杨家将》、《西游记》、《封神榜》等，甚至还看了《聊斋》，里边讲得真真假假的事，根本无从分辨，认为这一切都是真的。加之，孩子的好奇心又非常重，总喜欢听这些，记得有次，奶奶家来了一个年轻人，我已记不起他是谁了，是来干什么的，只记得他坐在炕上，边吃奶奶给他做的荞面饸络，边大谈特谈捉鬼的事。

他的饸络吃了一碗又一碗，听得人也越来越多，有孩子，老人，还有村里的女人，后来，他打着饱嗝儿，面堂红红的说，那鬼很厉害，警察来了，还和警察讲条件，警察不停地递烟，鬼就不停地抽。

“那鬼在哪里抽啊？”好奇的我问。

那人愣了一下，说：

“在空中，”顿了顿，又补充道，“就是在空中嘛，常人看不到嘛！”

我们听得很认真，都说那鬼真厉害，女人们还说，辛亏没来樊学。

现在想想，那个满嘴跑火车的家伙，真是可恨，吹牛能把天吹破一个洞。但是，闹鬼的事，也不是他最先说的，他充其量也只是其中的一个传播者，那段时间人们都在谈论这件事，如果这样说的话，谈论的每个人，都是其中子虚乌有的滚雪球者，直到最后这个雪球越滚越大，大到流言满天飞。

今天看来，这件事是多么的荒唐，但它确是真实发生的，是我亲身经历的，绝无半点添油加醋，我写实主义的风格，还无法产生背离时代的那些天马行空的想象。在那个落后的年代，就有人们相信。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言，而且有模有样，时间太久，已无从去探究，我想，可能是最初一个人忽然心智失常，最后就被人们传的面目全非，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合理的解释。

话说回来，听了小弟的嘀咕，我第一次切身体会到了语言的速度，这也无形中警醒着我以后的教学，为人师表，一定要严于律己，今天这或许算不上是一件好事，但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那么如果是一件坏事呢，我想，传播速度一定比这不知要快多少倍，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说的也就是这个道理，况且，我的那些学生，就是超级传播者，而我就处在这张大网的中心。

明白了这些，我就再也没有去追问小弟，即使妈妈不在身边，他什么都不懂，我问什么他会答什么，这一切已经没有必要了，就像答案就写在纸上，还要求别人再写一遍一样，没有意义。

说到了小弟，我也很想写点什么，这好像在我心中是一个绕不过去的点，在我的这部里，我会写到很多人物，那么就让我的小弟，作为一个小主人公，走进我的这篇故事，从他的故事里，大家也会看到我成长过程的一些影子，是他的故事，其实就是我和我家庭的故事。

我家有三个孩子，我是老大，有两个弟弟，大弟弟比我小四岁，小弟却比我小了十几岁。

生他时候，母亲已三十七岁了，也算高龄产妇，父亲不放心，就去医院叫来了两个医生，男医生是樊学医院的看病能手，至于那个女医生，估计连药品名字都拎不清，在那个人才奇缺的年代，各种各样的人，都能混进正规编织的队伍。

等到两个医生上来的时候，弟弟已经出生了，是我的七十多岁的小脚外婆，和同样七十多岁的奶奶接生的，让那个女医生剪脐带，结果不会，最后还是外婆剪得。

孩子出生了，要熬小米稀饭喝，但是医生来了，总不能什么都不吃就走，外婆行动都离不开拐杖，早已不能做饭，平时都是妈妈在做，奶奶没有和我们住在一起，所以父亲就让我去做，我能做什么呢，那位女医生估计我做的饭也不会好吃，所以她就亲自下厨，农村家庭，没有什么，最好的东西，就是腌猪肉和自家的土鸡蛋，于是这位女医生就开始做腌肉煮荷包蛋。

我添柴烧火，她切猪肉打鸡蛋，家里鸡不多，农村的土鸡，在产蛋的季节，都是隔天产一枚，差不多已经是最理想的产蛋率了，多数都要产产停停，家里有六七只鸡，除了平时的食用，母亲留给自己的也不过六十多枚，被那位女医生全煮了荷包蛋，因为蛋皮是不能乱扔的，那样的话，会被鸡捡食，从而鸡就会吃蛋，所以只能扔进炉灶里烧掉，我只记得，那天，我的身边扔满了蛋皮，由于位置的原因，每次扔蛋皮都要掠过我的头顶，因而，我的脸上和头发上都糊满了蛋液，我得不时地去擦除。

那个年代，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很低，包括医生也一样，两个人，六十多荷包蛋都吃了，今天说起，好像不可思议。鸡蛋，这在今天是多么平常的食物，但是在那个年代，却是平常百姓口中最美味的食物。

弟弟出生后，没有什么可给母亲去滋补身体，加之，我也不会做什么，就是一些最简单的家常饭，所以，母亲没有奶水，弟弟天天饿的哇哇大哭，仅仅四十多天，外婆就一点点的开始给喂面糊，甚至煮得很烂的面片。

那几年，父亲刚刚经历了一生中最大的浩劫，被骗得一无所有，他想东山再起，奈何毫无起色，不甘心的父亲四处赚取我和大弟的学费，虽出生在农民家庭，但是父亲却把我们都送到了县城，让我们接受较好的学校教育，而我们的开销，绝不是一个农民家庭能负担的起，为了不让我们辍学，他吃的苦不知有多少。

弟弟的出生，除了给他带来短暂的当父亲的喜悦外，接下来，就是更多的负担，先是计划生育罚款五百，让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好在弟弟很好养活，从没买过奶粉。

爸爸还要外出，我在家里粗茶淡饭的侍候母亲，直到开学，我要走了，母亲恋恋不舍，她还没有满月，我一走，她就要开始照理家里的一切。那时候太小，不懂事，只想快点回到学校，又能见着同学们，合大家一起玩，很开心，哪里去顾及还在月子里的母亲，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的自己真是没心没肺。

后来，我不知道母亲是怎么过来的，我没有问过，母亲也没有提起过，直到我也结婚生子，经历了这些过程，我才深深地地体会到母亲的不易，心里有些后悔，后悔那时候自己的无情无义。

随着弟弟地渐渐长大，家庭情况也是越来越空囧，他从出生后就没有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月子里仅有一件红布肚兜，每当母亲把他提起来的时候，都是浑身光溜溜的，像一只小猫一样四肢乱踢腾。

不知那件肚兜他穿到了什么时候，再后来的衣服都是母亲缝缝补补的旧衣服，要么就是从集市上买来的旧衣服，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农村的情况有些像今天的非洲市场，一堆一堆的旧衣服就那样乱七八糟的堆在地上，等待人们挑选，买旧衣服就像今天人们买日用品一样平常，大家拿起这件，又拿起那件的比划，每个旧衣服的堆前，都围满了妇女儿童，热闹非凡，无论多少旧衣服，在收摊的时候，几乎都倾销一空，因为价格便宜，下次集市，尝到甜头的小贩又会带来一堆。而且，那些旧衣服到了农村市场，都不知道被筛选了多少次，没有几件像样的，不是这破一个洞，就是那里有一道口子，就这样的货品，小贩还视每件衣服的破损程度，从而开出不同的价钱，往往小贩不松口，扯着这头，妇女扯着那头，半天讲不和。

今天，我看着社区的人们把一卷一卷的衣服塞进义捐箱，包括我自己也一样，那些衣服都很新，很漂亮，我就想起了当年集市上的场景，感谢祖国的繁荣富强，否则，我们依然挣扎在贫困的泥沼里。

记得弟弟刚刚会走路，嘴里也能勉强地说出一个字的时候，父亲回来了，因为春节到了，别人家杀猪过年，我们家里什么都没有，因为弟弟还小，母亲不能种太多的庄稼，所以没有多余的粮食喂猪。好在父亲带回了一颗猪头，那猪头很大，是父亲用一根绳子背回来的，没错，是背回来的，临近年关，没有了车，即使有，一辆荷载不过二十人的小中巴，往往会塞进五六十人，像沙丁鱼罐头，连转身都不可能。不过县城发往白湾子的客车还算正常，白湾子到樊学就没有车了，父亲就背着这颗猪头，从白湾子回到樊学，六十里的山路，空走都累，何况那么大的一个猪头。那猪头是父亲花了三十元买的，三十元在今天，连一个小猪头的一半都买不到，但是，在当时已算不菲的价格了，猪头太大，也值那么多的钱。

有一句俗语，“背着猪头找不到庙门。”当年行走在蜿蜒山路上的父亲，那孤独的背影，就像天地间一个虔诚的礼拜者，他背着空囧的生活，也背着对家人沉甸甸的爱。

时至今天，我从没有见过那么大的猪头，我的村里曾经宰杀过四五百斤的猪，但是也没有那么大的猪头，无疑，这颗猪头就是我们五个人的年夜饭。毕竟是猪头，即使再大，也没有多少瘦肉，我们三个孩子吃过后，留给母亲和父亲的就只剩下一些肥肉了。

刚拿回来的时候，小弟很害怕那头，或许是脖子血呼啦次的，看上去，的确有些吓人，放在窑洞的后面，前面挡一些杂物。每当小弟不听话的时候，我们就拉着他到窑洞后面去看猪头，吓得他哭着跑去给母亲告状，嘴里还不停地喊着：“头！头！”

别说，这招还真管用，直到猪头已经被吃了，他还是不敢去窑洞后面，在以后几年的时间里，只要不听话，我们问就会说：“看头来了，再哭就叼走你！”包括妈妈也会这样说，这个头，就是当年拿捏小弟的法宝，每次都非常灵验，什么狼啊鬼啊的，远没有头的效应。

后来，直到他慢慢长大，上了小学，这个头才慢慢地淡出了他的童年话题，时至今天，我们在一起回想往事的时候，还会提起当年的情景，每次都会有人说出那些别人不知道的，发生在小弟身上，关于头的趣事，逗得大家一阵大笑，记得有一次，我很好奇地回头问他：“你为什么那么害怕头？”

这个如今已一米八八的北方大汉有些囧，什么也不回答，只是微笑着听着大家对他的打趣。

物质上的空囧，并不影响家人对他的喜爱，他像是家里的开心果一样，有他在，一会儿哭闹，一会儿笑。他常常迈着蹒跚的步子，追赶在每个人的身后。我们也喜欢带着他，我带他到河边抓蝌蚪；妈妈带他到菜园里，妈妈干活，他就捉菜青虫玩；大弟去驮水的时候，他也喜欢跟着，由于驮水的地方在一个很深的沟里，下去轻松，回来的时候就困难了，一路都是上坡，他的小腿走一会儿就累了，大弟只好背着，背一会儿，大弟也累了，就把他放下来，可他还是不走，一路哭哭喊喊，穿过一条公路的时候，就开始耍赖，睡在公路上打滚，刚好有两人背着猎枪穿过公路去山上打兔子，大弟就吓唬说：“看，背枪的人过来了，再不走就打枪了。”

小弟听后，一骨碌爬起来，赶紧往家走，再也没有哭喊。从此，只要大弟驮水，他还要跟着去的话，大弟就会说：“拿枪人就在路边等着呢！”小弟听后，就会乖乖的待在家里。

家里的头，外面的背抢人，就是小弟心底的怕怕，这比什么都管用。

随着小弟的成长，家里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空囧，父亲再也找不到活了，他开始种地了，虽然是农民，但是之前父亲一直在社会上闯荡，家里甚至没有一套完整的农具，加上母亲要在家里照顾年幼的弟弟，地里的活，都是父亲一个人干，有些活必须是两个人才能完成，比如种荞麦、土豆等，一个人点种，一个人耕地，但是，父亲就一个人做了两个人的活。

即使这样，我的父亲在他当农民的五年期间，也赢得了连年的丰收，这一点，我非常的佩服，他种的每一块土地，庄稼长势都非常的好。记得有一年，他种的一片麦子，成熟的时候，一片金黄色，又非常的整齐、密实，一根木棒扔进地里都会浮在麦穗上，这在水地，可能习以为常，可这是旱地，就难能可贵了，谁见了都要称赞，乡政府专门来人拍照，作为当年上报的丰收材料。

但是，我和大弟在县城上学的费用很大，即使这样，家里也入不敷出。小弟每当遇集前几天，就开始在父亲的耳边嘀咕，让给他两毛钱，父亲总是满口答应。为了小弟每集的两毛钱，也为了我们上学的开销，父亲又开始挖甘草，那时候，甘草很便宜，一斤一块多，樊学的甘草虽然多，却是很深，挖起来并不容易，我家的地不多，有时候就到别人的荒地里去挖，为此，村人就责骂父亲，父亲默默地承受了，为了他的儿女，他只好寻找别的赚钱门路。

他给樊学的电网工程抗过水泥电杆，给联通公司扛过信号塔的铁架，一个铁塔，几十米高，几百个铁角钢，有些一根就上百斤重，这种信号塔选址都是在周边最高最险的山上，越高信号越好，那时候联通只是在初步的筹建过程中，老百姓并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的。一个铁塔全部扛完，也只有一百二十元，一般人都不愿意干，因为那铁家伙太重，扛在肩上生疼，就是这样的活，父亲也干，他用两天扛完了所有的铁架，而这个铁塔，今天就矗立在樊学最高的东山上。

这些只是我知道的，我不知道的还有多少呢，我从别人那里听说过，父亲还从水坝里打捞过死人，因为家乡认为这样横死的人是不吉利的，所以没有人愿意干，但是父亲干了，他一共打捞了两个，对这件事，父亲不愿意说，我也就不问了，但是，我知道这是真的，因为打捞的过程中，别人给了一把伞，而那把伞，至今还在我的家里，虽然已很旧了，但是依然很结实，每当下雨的时候，父亲还会打着这把伞去往水窖里储水。

今天，父亲已七十岁高龄了，我不知道，拿起这把伞的时候，他是否还会记起那些往事，或许，他早已忘了，因为他的一生，就是一部苦难的历史，太多了，就显得平常。

即使这样的生活，弟弟每集的两毛钱却从没有少过，他会买他自己想买的东西，一只上发条的蹦蹦跳跳的青蛙，或许这只青蛙没到家就被他搞坏了；或许是几颗糖果，总之，那两毛钱，会带给他无穷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