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随身携带的小包，查理只有一个小行李箱，不用办理托运，这样下飞机时可以省下不少时间。

换了登机牌，过了安检，进到航站楼里面，还有富余的时间，查理拖着行李箱在航站楼里遛哒。书店门前的电视机里，一个谢了顶的油腻大叔正在侃侃而谈成功之道和励志传奇。查理走了进去，随手拿起一本书，《菊与刀》。

日本查理是去过的。在日本，垃圾分类处理细到变态。公交车上每位乘客投币下车时，司机都要说一声谢谢。谢谢的发音在中文里只有两个音节，在日语里则是“阿里嘎多哟，捂哒伊玛兹”，十个音节。一天说上千遍，不知是啥感受。查理觉得，日本真的不是一个宜居的地方。工作时间太多礼数和敬语，一开始会觉得很文明，挺有礼貌，时间一久，问题就出来了，人会变得很压抑。也难怪日本男人下班后不回家，要去酒馆里放飞自我。

当然，请艺妓唱个堂会，要2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一万多块，一个艺妓，带一个舞妓，加一个琴师，这也不是一般人能消费得起的，这点，在那里都是一样的。

查理翻了几页，放了下来，换了一本，又翻了几页，又放了下来，他已经很久没有完整地读完一本书了。向前缓慢移动，重新拿起一本书，REDSTAROVERCHINA红星照耀中国，埃德加斯诺，

“去西安的慢车，那是六月初，北京披上了春天的绿装，无数的杨柳和巍峨的松柏把紫禁城变成了一个迷人的奇境。”

查理跳过几页看下去，“我们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溪走了四个小时，一路上没有见着一个人影。那里根本没有路，只有小溪的溪床，两边岩壁高耸，溪水就在中间湍急地流过，在岩壁上面就是险峻的黄土山。”

查理又跳过几页，继续往下读：“蒋介石悬赏八万元要的首级，可是在的司令部门前，只有一个哨兵。我到屋子里以后看到里面很干净，陈设非常简单。土炕上挂着一顶蚊帐，是唯一可以看到的奢侈品。炕头放着两只铁制的文件箱，一张木制的小炕桌当作办公桌。哨兵向他报告我的到来的时候，正伏案在看电报。”

机场广播提示登机了，查理快速地翻页，继续往下读“当时正好中午要歇脚，我们决定到清凉宜人的溪水中洗个澡。我们下了水，躺在溪底一块长长的平石上，浅浅的凉水在我们身上潺潺流过。有几个农民过去，赶着一大群绵羊，头顶上蔚蓝色的天空晴朗无云。四周一片宁静、幽美，几百年来都是这样的。”

合上书，标价43元，有点贵。查理匆匆离开书店，排在了登机口的队尾。拖着行李走上飞机，放好行李箱，在靠走廊的位置坐下。

飞机即将起飞了，机舱扬声器传来空姐柔美的声音。空姐俯身，颔首，礼貌微笑，提醒查理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将座椅的靠背立起。查理一一照做，望着空姐婀娜的身影，查理略显疲态地闭上了眼睛。

Steve是马来西亚华人，阿卡特亚太区经理，温文尔雅，平时两人交情似乎还可以。走进Steve办公室前，查理觍着笑脸敲了敲门，其实门是开着的，门开着也要敲，这是一种礼貌。

房间铺着淡兰色的地毯，像手枪消音器一样将行走的声音掩盖地了无痕迹。Steve宽大的办公桌上有一瓶药，不知是护肝的保健品还是降压药，Steve拧开瓶盖，摇出两粒胶囊，也不喝水，生咽了下去，然后将药瓶重重地砸在桌子上，开口说道：“你是来给我喂药的吧。请不要当我是朋友，请你当我是个商人就好了。”查理的脸只能厚颜地笑着。

能及时翻脸的都是强人。商人重利轻别离，从商人的角度看，是对的。回去的航班晚点，一开始预计晚点四十分钟，接着又第二次延误，大屏幕上已没了预期时间，只剩下固定不变的DELAY的字样。

查理坐在候机楼里发呆，不知不觉，夜幕悄悄降临了，虽然刚过八点，却给人一种骤然夜深的感觉。充电休闲区的灯火叠加在窗外的停机坪上，漫无边际的夜空被光柱切割的整齐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