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诸侯割据的问题，嘉伦帝国始终没有拿出一个妥善的解决方案。

但在东方不是这样的。

汉朝曾经也有如此诟病，甚至一度掀起了‘七国之乱’，几个实力强劲的诸侯王打着‘清君侧’的名义，意图倾覆中央政权。

然后就被周亚夫收拾了一顿，七个主谋及其同伙全部伏诛，此后、汉帝国颁布《推恩令》，彻底解决了割据的问题。

所谓《推恩令》，就是把各个诸侯的领地继续往下分，由嫡长子继承制改为诸子均分制。

该条律法规定：诸侯的每个子嗣都要有封地。

打个比方：假如一个诸侯王有三个孩子，那就要把领地分成三分，由三个人分别继承，如果三个孩子再各生了三个孙子，那就继续往下分。

于是封地越分越小，直接导致诸侯所拥有的土地越来越少，能养的私兵越来越少，实力也就越来越弱。

两代人过后，诸侯便无法再对中央政权构成威胁。

割据的问题就这么温水煮青蛙似的解决了。

古人的智慧。

汉王朝先是以绝对的武力摧毁了割据势力中的强硬派，然后又慢慢耗尽了顽固派的生机，完成了中央集权。

这是一个堪比教科书的例子，但丕平学不来。

他既没有汉景帝位置坐的稳，也没有汉武帝的魄力，还缺少周亚夫这样的统帅。

而且更重要的是，嘉伦的诸侯并没有揭竿而起，他们只是在你不留意的地方偷偷鼓捣，中央政府没有理由直接发兵讨伐。

但割据的苗头已经越来越明显，不管丕平有没有魄力去加强集权、也不管洛林亲王是不是真的要造反；各地的诸侯确实正在脱离中央政府的掌控，老卡佩也确实成了出头鸟。

于是乎、在丕平登基的第二年春天，嘉伦帝国渐渐进入了群雄割据的态势。

这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

地方贵族有一部分是对丕平屈服教廷的政策不满，有一部分是对政部有意见，还有一部分则是趁乱搞事。

而教廷的趾高气扬又助长了其中的矛盾。

丕平献给了教廷诸多领土，这些地区都被教廷人员接管了，他们像一颗颗钉子一样扎在各个领主的辖区之内，随时刺激着一众诸侯敏感的神经。

教廷人员鼻孔朝天的态度其实很好理解。

试想，假如让在座的各位去新的领地上任、做一把手，诸位怕也是难以掩盖心中喷薄而出的喜悦，即便有意低调、嘴角的弧度始终难以控制。

这是值得高兴的事，但在旁人眼里未必。

尤其是那些贵族，他们一没法对教廷接管的城池收税，二没有对那个城池的掌控权，能高兴就怪了。

所以、诸侯跟帝都、诸侯跟教廷之间的矛盾，在短短几个月内达到了顶峰。

丕平虽然很会安抚人心，但终究是表面功夫，贵族们的利益实实在在受到了侵犯，这种根本原因不解决掉，迟早是要出问题的。

久在上位的丕平从来没有深入过地方，他的双眼是被蒙蔽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