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要走，结果还是没走成。向皇太后来信告求长公主，说，妹妹啊，你就再多待一二天吧，等我把我的事给了了，人家才安心跟你一起去流求么。

向皇太后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原来，那个为自已侄儿一直在找奶娘而始终无果的朔党三巨头之一的言官刘安世，他上了一个奏折。这个二十多年的老资格的京官，皇城内外各路消息他都门儿清，尤其是皇室成员的资料举动，这是一个成功的京官必备的本领，这能让他随时决断出各种或凶或吉的事件真假。比如现在，这刘安世从汴京眼下奶娘紧缺、皇宫内要日日更新奶娘这两点铺展开来想，这要奶娘必有婴儿，这有婴儿必有孕妇，这有孕妇必有男人！

那么，谁是这个能在皇宫里叫人怀孕的男人？皇宫搜集奶娘，只有代表了皇室的男性才有这待遇，有这待遇的男人只有皇帝，神宗皇帝早死了，剩下的只有一个可能，就是眼下的小皇帝——赵煦。可赵煦只是个小男孩儿啊，他能搞得出什么来？赵煦今年刚13周岁，以他的超阶贵族的皇帝的身份，是可以为了某些利益结婚，而一般来说还当不了爹。当不了爹，可接触女性是很平常的事。出于好奇也好，出于享受也罢，不是有线人报告了吗，说，这个小皇帝昨天拉着有异国情调的地中海的女王的手，还行了吻手礼。显而易见，这个小皇帝很好色，而且口味有点重，他好异域风情，在走不同寻常的路。既然如此，资深言官刘安世思虑再三，最后决定，上一本奏折，讲讲这事。

刘安世也不是个愣头青，他能在京都混了那么久，二十多年都没被挤出朝堂，这说明他也是个做事讲究策略的人，凭着自己多年从政做人的经验，刘安世把这事做得非常技巧。他写了份奏章，直接询问皇宫选奶娘做什么。并指出，民间都猜测，这应是小皇帝闯的祸。奏折中，直言无讳地警告小皇帝赵煦，做皇帝的不能好色，更不能这么早就好色。

小皇帝赵煦看了奏折，火冒三丈。什么奶娘不奶娘的，我都没有看见过，自我离开了亲娘的哺育，十二三年了，什么母乳哺养，我都回忆不起是什么事了，干吗现在皇宫里找奶娘要扯上我？而且，还好像是说本皇帝很好色，已经开花落蒂，把小孩子都生出来了！真是冤枉，我天天跟高太皇太后在一起，说句恶毒点话，要是高太皇太后怀孕了，你们来怀疑我，好像还有点谱。多少我对高太皇太后还有点作案的便利，时间和地点，下药和深夜，近在咫尺，只要想得到，就能做得到。问题是我不会去想那些，所以，我也不会去做那事！哼！吃饱了撑得没事干的这些言官，没有能耐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来富国强兵，只是到处捕风捉影的没事找事来吸引太皇太后的眼球。嘿嘿，朕马上要跟我神仙姑姑飞去流求了，让你们找不到朕的影踪、摸不着朕的头脑，空对空的你们去白忙活吧！

小皇帝在自已的卧室里暗自生气，向皇太后则是在自已的寝殿里暗暗着急。听说，朝堂上，已经有言官跳出来在追究宫中搜寻奶娘之事了。现在这些言官还只是按照他们的逻辑推理，判定是小皇帝赵煦好色惹的祸，根本没想到我皇太后的头上。但是，夜长梦多，万一我的宫中哪个太监宫女说漏了嘴，我一曝露，宋神宗的秘密又不能讲，那事就大了。弄不好，我和我儿子都得去沉江。所以，向皇太后希望长公主王木木一行能早日起飞，能早日带着自已母子飞去流求，逃离这是非之地。

话说，这为奶娘事件上奏折的言官叫刘安世，他是朔党三巨头之一。刘安世的这道奏章，赢得了其朔党同僚们的一致赞扬。闻弦歌而知雅意，朔党们暗地里都纷纷向刘安世竖起了大拇指，同时，党同伐异，朔党们同时还精选人才，准备推出了第二道攻击波。第二道攻击波的撰稿人，朔党们公推《资治通鉴》创作组的重要成员范祖禹。

范祖禹，生于仁宗康定二年(公元1041年)，字淳甫，一字梦得，是北宋中期著名的史学家，"三范修史"范镇、范祖禹、范冲之一。据说，范祖禹出生时，他母亲梦见"一伟丈夫被金甲入寝室，曰:‘吾汉将军邓禹。‘"因此，被命名为范祖禹。范祖禹从小是孤儿，他叔祖父是北宋名臣范镇，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一样抚育。但范祖禹仍因为自己是孤儿而伤心不已，每当别人参加喜庆宴会时，他都面容凄惨，心情抑郁。整日里闭门读书，从不干预人事。后来到了京城汴梁，所接触的都是一时名人。叔祖父范镇对范祖禹十分器重，说:"此儿，天下士也。"

范祖禹在仁宗嘉佑年间，中进士甲科。司马光修撰《资治通鉴》，范祖禹负责唐代部分的撰写工作。在洛阳十五年，一心撰写《资治通鉴》，不事进取，赢得司马光的称赞。司马光认为他"智识明敏，而性行温良，如不能言;好学能文，而谦晦不伐，如无所有;操守坚正，而圭角不露，如不胜衣，君子人也。"《资治通鉴》修成后，司马光推荐范祖禹任秘书省正字。当时是王安石执掌朝政，也十分看重范祖禹。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与范祖禹十分友善，曾示意范祖禹去拜谒王安石，但范祖禹竟不为名利所动，没去拜谒。富弼致仕以后住在洛阳，很少与人接触，唯独对范祖禹例外;富弼病重时，召来范祖禹授给他临终密疏，主要是论述王安石查封误国和新法的弊端，言辞十分激切。富弼死后，别人都认为这样的奏疏奏上去肯定会得罪王安石，建议范祖禹不要上奏，但范祖禹还是坚持上奏了。

神宗死去，哲宗继位，范祖禹擢任右正言。后吕公著执掌朝政，而范祖禹是吕公著的女婿，避嫌辞职改任祠部员外郎，不久又辞职而除任著作郎、修《神宗实录》检讨，后迁任著作郎兼侍讲。

哲宗因夏天暑热，暂停讲书，范祖禹上疏皇帝认为，"陛下今日学与不学，系他日治乱。如好学，叫天下君子欣慕，愿立于朝，以直道事陛下，辅佐德业，而致太平;不学，则小人皆动其心，务为邪谄，以窃富贵。"建议哲宗恢复讲读。不久，范祖禹迁任起居郎，又召任中书舍人。吕公著死去，召拜右谏议大夫，首次上疏论皇帝正心修身的必要性。蔡确得罪，范祖禹上疏，建议宽厚对待大臣。蔡京在蜀地任职，范祖禹上疏批评蔡京"小有才，非端良之士。"当时的执政大臣想在新法、旧法中间依违模棱，范祖禹上书反对。不久，兼任国史院修撰、礼部侍郎，上书论述监、司、守、令官职的重要性。

现在，朔党们公推这位仅次于司马光的历史大家执笔，写了两份奏章。一份是给哲宗的，里面博古通今历数前代，把君王好色的问题推到了国家兴亡的高度。简直是篇家国一体天人感应学说的好范文。范祖禹本就是小皇帝的“侍讲”，上这奏章，也算是忠于职守，立足本岗位，放眼全大宋了。

范祖禹的另一份奏章是给高太皇太后的，内容就很不客气了，点出皇宫里全是女人，对男性的诱惑力太大了，非常不利于青少年成长。高太皇太后本人更是有责任，她应该向章献明肃太后刘娥对待仁宗那样，既要爱，更要严，杜绝一切不良习气，谨防小皇帝腐化坠落堕落，一切应以国事为重，而不是以花草为纵。

朔党同仁们向皇宫扔了两颗炸弹，接下来，就偃旗息鼓，静静地在等皇宫的反应。

朔党同仁们偃旗息鼓了，想坐享其成，等待可能的宫乱能带给他们的红利。可是，在京的另两旧党，洛党和蜀党心理不平衡了。话说，元佑初新党势力尽斥后，被旧史称为“君子”的元佑诸臣，又因理念以至风格、趣味之不同，分裂为洛蜀朔三党。三党名称，由其领袖籍贯而来。洛党领袖为程颐，朱光庭、贾易等为羽翼。蜀党领袖为苏轼，吕陶等为羽翼。朔党以刘挚、王岩叟、刘安世为领袖，羽翼甚众。洛党的政见，与新党王安石多有异同。他们也像王安石那样，主张以理想来改造现实，他们所本的理想也是所谓“王道”的典范唐虞三代。不仅在理想方面，在具体主张方面也是这样。比如王安石以为：“今人才乏少，且其学术不一，异论纷然，不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则修学校。”程颢则以为：“今师学废而道德不一，……秀民不养于学校而人才多废。”在这一点上，两者的看法完全一致。程颢曾上神宗书，其中有关井田、兵归于农、帝王必立师傅等等的主张，也多与王安石一致。熙宁二年程颢参与考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就是因为有相同认识的基础。当然，洛党与王安石也有不同，比如王安石特重法，而洛党偏重人。程子曾说：“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为急务，人才不足，虽有良法，无与行之矣。”这是两者显著的不同处。

蜀党对政事的看法较洛党柔软，言事论理不执于一端，所以他们并不强调某种理念，也不认为某种制度独胜。而两党领袖的趣味、性格尤其表现了不同。比如洛党领袖程颐“不欲为闲言语”，援古句“吟成五个字，用破一生心”，说作诗是浪费生命，所谓“可惜一生心用在五个字上”。蜀党领袖苏轼则极好词采，以为“世间乐事无逾此者”。颐严肃有余，完全没有幽默感，轼则是在诗文书画诸方面都极显才华的大才子，性格中“活泼”的成分也较多。

朔党不同于洛党之处，在于朔党多为实务派官员，所以较重经验。王安石与洛党都喜欢讲唐虞，讲三代，讲“王霸之辨”，而朔党不讲。不讲三代那样玄远的理想，而注重王安石与洛党看不起的汉唐经验，主张通过权衡汉唐的利弊，来进行逐步的改良。激进派对这样的“实际”主张不以为然，以为这样的主张行之于平稳治世，也许是得策，但用之于大变革时期未免缓不济急。就如程颢对司马光自比“人参、甘草”所说：“病未甚时可用也，病甚则非所能及”（司马光在元佑时尽反熙丰，“人参甘草”成了“烈药”。）洛蜀朔三党，不同处本来很多，只是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走到了一起。维护新法的王安石一派被驱除出朝廷，他们便不能相安于一朝。所谓“既交恶，其党迭相攻”。现在的奶娘事件，再次的让这三党开始掰手腕了。尤其是蜀党，我们的老大，为了我们，从人间天堂的杭州北漂来了汴京，我们蜀党不抓紧这个机会打个漂亮的翻身仗，不但对不起老大苏轼，还对不起咱自已，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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