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忽必烈最信任的头号智囊，也是元帝国的总设计师。他是贯通三教的大学者，也是门庭桃李的教育家。他以其独特的才华与远见的谋略，辅佐忽必烈统一中国，实行汉化，由乱到治，由野蛮到文明，巩固了元朝统一中国的大业。他对元大都的规划设计，奠定了北京最初的城市雏形。他擅诗文词曲，潇散闲澹，是元朝诗文词曲上独具一格的大家。他足智多谋，丰功伟绩，却又能不染尘俗，超然物外。

他就是参帷幄之密谋，定社稷之大计的大元赵国公——刘秉忠。

刘秉忠，初名刘侃，法名子聪，字仲晦，号藏春散人。邢州（今河北省邢台市）人，祖籍瑞州（今江西高安）。大蒙古国至元代初期杰出的政治家、谋略家、文学家。元朝开国皇帝忽必烈的首席谋士。

公元1216年，金贞佑四年。刘秉忠出生于邢州的一个官宦世家。他的家族渊源深厚，世代为辽朝官宦大族。他的曾祖父（姓名不详）曾任金朝的邢州节度使，家居邢州，返乡时其子刘泽留居邢州，此人就是刘秉忠的祖父。所以从刘泽算起，其家族成为邢州人。刘秉忠的父亲刘润，在大蒙古国太师国王木华黎攻取邢州后投靠其麾下为官。 这样的家庭背景，犹如肥沃的土壤，为刘秉忠的成长提供了丰富的养分。

刘秉忠自幼聪颖，八岁入学便能每日背诵上百句文言经典，他对知识的领悟和吸收能力远超常人。然而，刘秉忠成长的年代，正值蒙古铁骑南下，金朝风雨飘摇之际。蒙古木华黎攻取邢州后，设立都元帅府。为了控制当地的汉人官员，蒙古人采取了将他们的嫡子纳入元帅府作为质子的策略。刘秉忠的父亲刘润被任命为都统，年仅十三岁的刘秉忠，也因此进入元帅府做人质。四年后，十七岁的刘秉忠凭借家族的关系以及自身的才学，被任命为邢台节度使府令史，以便于就近奉养其亲。《元史·刘秉忠传》记载：“秉忠生而风骨秀异，志气英爽不羁。八岁入学，日诵数百言。年十三，为质子于帅府。十七，为邢台节度使府令史，以养其亲。”

邢台节度使府令史，主要负责处理文书工作，在常人眼中，或许是一份稳定且体面的差事。然而，对于胸怀大志的刘秉忠来说，这样的工作显得单调乏味，无法充分发挥他的才能。他常常感到郁郁寡欢，不甘心就这样碌碌无为地度过一生。一日，他将毛笔投掷在书案上，感叹道：“我家世代为朝廷所重用，难道我宁愿沦为书记小吏吗？大丈夫生不逢时，只应该隐姓埋名，以待时机，以求有朝一日再施展自己的鸿鹄之志。”经过深思熟虑，刘秉忠辞去官职，选择了隐居武安山中，踏上了追寻自我、寻找机遇的道路。

武安山山峦起伏，绿树成荫，溪流潺潺，宛如世外桃源。刘秉忠在这里结庐而居，过上了宁静而简朴的隐居生活。他每日与青山绿水为伴，与诗书典籍为友，潜心研究学问，探索人生的真谛。在这段隐居的岁月里，刘秉忠不仅深入钻研了儒家经典，对《易经》《尚书》等着作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与感悟；还广泛涉猎道家、佛家的思想学说，吸收了不同文化的精髓。他的思想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与升华，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世界观与人生观。

多年后，刘秉忠遇到了邢州天宁寺的住持虚照禅师。虚照禅师是一位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高僧，他在佛界享有很高的声誉。虚照禅师听闻刘秉忠的才华和抱负后，对他十分赏识，认为他是一个可造之材。虚照禅师劝说刘秉忠出家为僧，跟随他修行。于是，刘秉忠剃度出家，披上了僧袍，法号 “子聪”，留居南堂寺，开始了他的修行之路。

公元1242年，乃马真后元年。刘秉忠迎来了人生中的重要转折点。这一年，燕京大庆寿寺的住持海云禅师，应蒙古宗王忽必烈的邀请，前往漠北和林的藩邸觐见。海云禅师，作为佛教界的一位高僧，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精通佛法，对世间万物有着深刻的见解，深受忽必烈的敬重。

海云禅师在前往和林的途中，经过云中南堂寺，在听闻刘秉忠的大名后，便慕名前去拜访。两人见面后，相谈甚欢。刘秉忠对佛法的深刻理解，以及他对天文、地理、历史等方面的广泛涉猎，让海云禅师深感惊讶。海云禅师认为，刘秉忠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若能将他引荐给忽必烈，必定能为忽必烈的大业增添助力。于是，海云禅师邀请刘秉忠一同前往和林，拜见忽必烈，刘秉忠欣然应允。

刘秉忠拜见忽必烈后，忽必烈对这位身着僧袍却气质不凡的年轻人充满了好奇，而刘秉忠也深知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他毫无保留地展现出自己的学识和见解。两人相谈甚欢，刘秉忠凭借着对佛法、世俗经典及时事的独到见解，赢得了忽必烈的赏识。忽必烈对他大为赞赏，多次与他深入交谈，询问治国理政之道、天下局势以及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刘秉忠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将自己多年来的所学所思娓娓道来。他对《易经》《皇极经世书》等经典的深刻理解，以及对天文、地理、律历、术数等方面的精通，让忽必烈眼前一亮，对他更是加刮目相看。海云禅师返回后，刘秉忠被忽必烈挽留在府邸。《元史·刘秉忠传》记载：“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论天下事如指诸掌。世祖大爱之，海云南还，秉忠遂留籓邸。”

从此，刘秉忠便留在了忽必烈身边，担任执掌笔墨的书记，并参与军政机要的谋划，开始了他作为忽必烈 “智囊” 的生涯，时人称其为 “聪书记”。

1249 年，贵由汗元年。刘秉忠的父亲去世，他不得不回家奔丧。忽必烈深知刘秉忠的重要性，特意赐金百两作为葬具，并派遣使者将他送至邢州。丧期过后，忽必烈立即派人把刘秉忠召回和林。此时的忽必烈虽然还不是蒙古大汗，但他已经开始积极网罗人才，为日后争夺汗位、治理天下做准备。

刘秉忠回到和林后，感受到了忽必烈日益强烈的雄心壮志。他知道自己施展抱负的机会终于来了。为了帮助忽必烈成就大业，刘秉忠向忽必烈呈上了一份多达数十万字的上书。在这份上书中，他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治国理政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施政纲领和建议。

在政治方面，刘秉忠针对当时蒙古统治下存在的诸多问题，如户口逃亡、官员课税不合理、刑法教令混乱等，提出了改革的建议。他主张整顿吏治，明确官员的职责和考核标准，选拔有才能、廉洁奉公的人担任官职，淘汰那些贪污腐败、无能之辈。他还建议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公正，避免滥施刑罚，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在经济方面，刘秉忠强调要重视农业生产，认为农业是国家的根本。他建议忽必烈采取一系列措施来鼓励农桑，如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兴修水利，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等。同时，他还主张加强对商业的管理，规范市场秩序，促进经济的繁荣。

在文化方面，刘秉忠大力倡导儒学，建议忽必烈设立学校，培养人才。他认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培养出有道德、有才能的人，为国家的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他还主张恢复科举制度，选拔优秀的人才进入官场，为国家注入新的活力。此外，刘秉忠还建议忽必烈尊崇孔子，祭祀先圣先师，以弘扬儒家文化，提高社会的道德水平。

在军事方面，刘秉忠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军事指挥，但他也提出了一些具有前瞻性的建议。他认为，蒙古军队在征战过程中，应该注重策略，避免过度杀戮，以减少抵抗，赢得民心。他建议忽必烈在征服各地后，要采取安抚政策，妥善安置当地的百姓，使他们能够安居乐业。

忽必烈对刘秉忠的上书极为重视，他认真阅读了每一个字，并对其中的许多建议表示赞同。这份上书，不仅为忽必烈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治国蓝图，也进一步加深了忽必烈对刘秉忠的信任和倚重。此后，忽必烈在许多重大决策上，都会征求刘秉忠的意见，而刘秉忠也总是能够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合理的建议，帮助忽必烈做出正确的决策。

随着时间的推移，刘秉忠在忽必烈身边的地位日益重要。他不仅参与了忽必烈的日常政务，还在一些重大事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公元1251年，元宪宗元年。忽必烈的兄长蒙哥即位为蒙古大汗，任命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忽必烈奉命南下，在金莲川（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驻帐，并在此广招天下名士，建立了着名的 “金莲川幕府”。刘秉忠作为忽必烈的重要谋士，自然也跟随他来到了金莲川，成为了 “金莲川幕府” 的核心成员之一。

在金莲川幕府中，刘秉忠积极为忽必烈招揽人才，推荐了许多优秀的汉族知识分子，如张文谦、张易、郭守敬、王恂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元朝的重要官员，为元朝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刘秉忠与这些汉族贤能之士一起，共同辅佐忽必烈，为他出谋划策，传播汉族文化，对忽必烈推行 “汉法”，成就帝王之业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公元1253年，元宪宗三年。忽必烈奉蒙哥汗之命，率大军踏上了征伐云南大理的征程。刘秉忠作为忽必烈的重要谋士，随军出征，为这场战役出谋划策。

大理位于西南边陲，山川壮丽，地势险要，有着独特的民族文化和坚固的城防。面对大理的顽强抵抗，忽必烈的军队在进攻过程中遭遇了诸多困难。当大军围困大理城时，大理段氏拒不投降，甚至斩杀了蒙军的信使。这一挑衅行为激怒了忽必烈，他盛怒之下，下令大军踏平大理城，屠尽城中百姓。

此时，刘秉忠挺身而出，冒死进谏忽必烈。他言辞恳切地说道：“杀使拒命者，其国王耳，非其民之罪，特免杀掠。” 刘秉忠深知，战争的目的并非杀戮，而是为了实现和平与统一。无辜的百姓不应成为战争的牺牲品，若大肆屠杀，不仅会失去民心，还会给日后的统治带来隐患。忽必烈听了刘秉忠的谏言，下令大将裂帛为旗，在旗帜上写“止杀”二字，分头号令各军在攻入大理城后，不得妄杀。大理城破后，忽必烈的军队在城中秋毫无犯，百姓们的生活逐渐恢复正常。刘秉忠的这一善举，不仅拯救了无数生命，也为元朝在西南地区的统治赢得了民心，为日后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

公元1256年，元宪宗六年。忽必烈命刘秉忠在桓州以东、滦水（今闪电河）以北的龙冈，开始兴建开平城。刘秉忠肩负重任，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座新城的规划与建设之中。他运用自己丰富的知识和卓越的智慧，精心设计每一处建筑，规划每一条街道。经过三年的不懈努力，开平城拔地而起。这座城市规模宏大，布局严谨，建筑风格融合了汉蒙特色，独具魅力。城中宫殿巍峨壮观，寺庙庄严肃穆，街道宽阔整洁，处处彰显着皇家的威严与气派。

公元1259年，元宪宗九年。蒙军兵分六路，大举进攻南宋。刘秉忠再次随忽必烈攻打鄂州（今武汉）。在进军途中，刘秉忠时刻关注着战争的局势，忧心忡忡。他深知战争的残酷，更明白 “王者之师，有征无战” 的道理。于是，他再次劝谏忽必烈，不可嗜杀，要以仁义之师对待南宋百姓。

忽必烈对刘秉忠的建议向来重视，他深知刘秉忠的话蕴含着深刻的智慧和远见。于是，忽必烈下令 “禁俄军士毋肆杀掠，勿焚烧庐舍，所获生口悉纵之”。在刘秉忠等汉臣的影响下，忽必烈逐渐摒弃了蒙古以往的屠城旧制，开始以更加温和、文明的方式对待被征服地区的百姓。这一转变，不仅体现了忽必烈的胸怀与远见，也彰显了刘秉忠的智慧与仁爱。在刘秉忠的劝谏下，元军在攻打鄂州的过程中，尽量减少了对百姓的伤害，避免了不必要的杀戮和破坏。这一举措，不仅赢得了当地百姓的好感，也为元朝在江南地区的统治赢得了一定的民心。

公元1260年，元世祖中统元年。忽必烈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登上大汗之位，成为蒙古帝国的统治者。忽必烈深知，要想巩固自己的统治，实现天下大治，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建立一套完善的政治制度。而刘秉忠作为他最为倚重的谋士，自然而然地承担起了为元朝制定政治制度的重任。

在刘秉忠的建议下，忽必烈开始着手建立中央机构。他首先设立了中书省，作为全国最高的行政机构，负责总理全国政务。中书省的长官为中书令，由皇太子兼任，但实际上多由右丞相和左丞相主持政务。刘秉忠推荐了一批有才能的汉族官员担任中书省的重要职务，如王文统为平章政事，张文谦为左丞等。这些官员在刘秉忠的领导下，共同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规，为元朝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除了中书省，刘秉忠还推动设立了宣抚司，作为地方行政机构，负责管理地方事务，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公元1264年，元至元元年。刘秉忠根据《易经．坤卦》“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 拟定新年号 “至元”，同时向忽必烈提出定都燕京（今北京）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