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这座城市历史悠久，曾是辽代的南京和金代的中都，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它处于华北平原的北端，北依燕山，西拥太行，东濒渤海，南面是广袤的平原，不仅是中原地区通向北方的交通要道，也是控制北方游牧民族和南方农耕地区的战略要地。忽必烈深知燕京的重要性，最终采纳了刘秉忠的建议，决定迁都燕京，并命刘秉忠赴燕京规划营建新都城。

接到任务后，刘秉忠为了确保都城的规划和建设能够达到最高标准，他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和精心的准备。他亲自率领团队对燕京地区进行了详细的勘察，考察了地形地貌、水文地质、气候条件等自然因素，同时还研究了历史上各朝代都城的规划和建筑风格，汲取了其中的精华。

在选址上，刘秉忠没有选择沿用金中都的旧址，而是决定在其东北方向另建新城。他认为金中都历经金朝末年的战争，城内宫殿多被拆毁或失火焚毁，而且城市供水来源 —— 莲花河水系已经出现水量不足的情况，无法满足都城日常生活所需用水。经过仔细勘察，刘秉忠看中了金中都东北的一片开阔之地，这里地势平坦，水源丰富，周边有高粱河、积水潭等水系，能够为城市提供充足的用水。同时，这里北靠燕山，南对平原，符合古代都城 “背山面水” 的风水理念，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确定选址后，刘秉忠开始着手规划大都城的布局。他以《周礼?考工记》中 “九经九纬”“前朝后市”“左祖右社” 的礼制为指导思想，同时结合了阴阳八卦、天地相合等理念，精心设计了大都城的规划蓝图。在他的规划中，大都城呈现出规整对称的布局，宛如一幅严谨的棋盘。

刘秉忠首先确定了贯穿全城的中轴线。他以积水潭最东侧的岸边（今万宁桥处）为基点，划出一条纵贯南北的中轴线，这条中轴线长达 8 公里，是整个城市的核心和灵魂。大内（相当于明清紫禁城）的中轴线与全城的中轴线重合，宫殿建筑群沿着中轴线依次排列，气势恢宏。在中轴线的南端，是丽正门，这是大都城的正门，也是皇权的象征。从丽正门向北，依次经过千步廊、皇城棂星门、宫城南门崇天门、宫城北门厚载门，直至大天寿万宁寺的中心阁（今北京鼓楼北），构成了一条庄严的中轴线。中轴线两侧的建筑严格对称，体现了皇权的至高无上和封建等级制度的森严。

在中轴线的东侧，刘秉忠规划了太庙，这是皇家祭祀祖先的地方，体现了对祖先的尊崇和对家族传承的重视。太庙的建筑风格庄重典雅，采用了传统的中国建筑形式，红墙黄瓦，飞檐斗拱，彰显出皇家的威严。在中轴线的西侧，是社稷坛，用于祭祀土地神和谷神，象征着国家的土地和粮食，是国家社稷的重要象征。社稷坛的布局简洁大方，坛上铺设着五色土，代表着天下五方，寓意着国家的统一和繁荣。

大都城的街道规划也十分规整。刘秉忠按照 “九经九纬” 的原则，将街道设计成棋盘状，纵横交错，井然有序。大街宽 24 步，小街宽 12 步，此外还有 384 条火巷和 29 条弄通。这些街道不仅方便了城市居民的出行，也有利于城市的管理和治安。街道两旁种植着各种树木，形成了绿色的林荫道，为城市增添了生机与活力。

为了满足城市的商业需求，刘秉忠在城市中规划了多个商业区。这些商业区分布在皇城四周的城区和城门口居民集结地带，形成了繁华的商业网络。东城区是衙署、贵族住宅集中地，商市较多，有东市、角市、文籍市、纸札市、靴市等，商市性质明显反映官员的需求。北城区因郭守敬开通通惠河，使海子（积水潭）成了南北大运河的终点码头，沿海子一带形成繁荣的商业区。海子北岸的斜街更是热闹非凡，各种歌台酒馆和生活必需品的商市汇集于此，如米市、面市、帽市、缎子市、皮帽市、金银珠宝市、铁器市、鹅鸭市等一应俱全。

稍北的钟楼大街也很热闹，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鼓楼附近还有一处全城最大的 “穷汉市”，应是城市贫民出卖劳力的市场。西城区则有骆驼市、羊市、牛市、马市、驴骡市，牲口买卖集中于此，居民层次低于东城区。南城区即金中都旧城区，有南城市、蒸饼市、穷汉市，以及新城前三门外关厢地带的车市、果市、菜市、草市、穷汉市等。由于前三门外是水陆交通的总汇，所以商市、居民麇集，形成城乡结合部和新旧二城交接处的繁华地区。

在城市的中心位置，刘秉忠建造了高大的钟楼和鼓楼，作为全城的报时机构。这在中国古代城市建设中是一项创举，此前还没有在市中心单独建造钟楼、鼓楼，并上设铜壶滴漏和鼓角报时的先例。钟楼和鼓楼不仅为城市居民提供了准确的时间信息，也成为了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它们的建筑风格独特，气势雄伟，与周围的建筑相互映衬，构成了一幅美丽的城市画卷。

除了城市的布局和建筑规划，刘秉忠还非常注重城市的生态环境建设。他将自然水体作为大都城的中心、中轴、城墙位置的参照，使城市与水紧密结合。积水潭这片水域被整体纳入城市之中，并处于相对中心的位置，不仅具有漕运的功能，也是君王与百姓共享天然湖泊的象征。据《元史?地理志》记载，积水潭在元代水面 “汪洋如海”，因此又称 “海子”，并且 “恣民渔采无禁，拟周之灵沼云”。这体现了刘秉忠 “与民同乐” 的城市建设思想，也反映了游牧民族 “逐水草而居” 的文化背景。

在皇城与宫苑建设方面，元代利用水景观开发宫苑。以太液池（今北海、中海的前身）为景观中心，东侧建设大内，西侧建设隆福宫，北侧建设兴圣宫，形成三宫围绕太液池的格局。太液池的建设参考了 “一池三山” 的景观模式，象征着传说中东海上的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为城市增添了神秘而浪漫的色彩。

元大都的建成，标志着刘秉忠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的巨大成功。这座城市规模宏伟，布局严谨，建筑精美，功能齐全，不仅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之一，也为后世北京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的中轴线设计、棋盘式街道布局、宫殿建筑风格等，都对明清北京城的规划和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元大都的建筑风格融合了蒙古族、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建筑特色，体现了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它的宫殿建筑气势恢宏，采用了汉族传统的建筑形式，如红墙黄瓦、飞檐斗拱等，同时又融入了蒙古族的文化元素，如宫殿内部的装饰、陈设等，展现出独特的魅力。在城市规划理念上，元大都遵循了《周礼?考工记》的礼制思想，强调皇权至上和等级秩序，同时又注重城市的实用性和生态环境建设，体现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的高度成熟。

在完成了都城的规划与建设后，刘秉忠又将目光投向了元朝的礼仪制度、官僚体制以及俸禄体系等方面的建设。他深知，这些制度的完善对于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

在朝仪方面，刘秉忠认为，作为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必须有一套庄重、规范的礼仪制度，以彰显皇权的威严和国家的正统性。他参照中原历代王朝的礼仪传统，结合元朝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套详细的朝仪制度。这套朝仪规定了皇帝上朝、祭祀、庆典等各种场合的礼仪规范，包括官员的站位、行礼的方式、仪式的流程等。在朝仪的制定过程中，刘秉忠充分考虑了蒙古族的文化传统和习俗，将蒙古族的一些特色元素融入其中，使得朝仪既体现了中原文化的庄重典雅，又保留了蒙古族的独特风格。

在官制方面，刘秉忠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官僚体系，明确了各级官员的职责和权限。在中央，设立了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等机构，分别负责行政、军事和监察事务。中书省是最高行政机构，设中书令、右丞相、左丞相、平章政事等官职，负责处理全国的政务。枢密院掌管军事大权，负责军事决策和军队的指挥调度。御史台则负责监察百官，弹劾违法乱纪的官员，维护朝廷的纲纪和秩序。此外，还设立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别负责不同领域的事务管理，各部门分工明确，相互协作，共同构成了一个高效的中央行政体系。

在地方上，元朝实行行省制度。刘秉忠将全国划分为若干个行省，行省之下设路、府、州、县等各级行政机构。行省作为中央的派出机构，代表中央管理地方事务，拥有较大的权力。行省长官由中央任命，对中央负责，确保了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这种行省制度的设立，加强了中央集权，提高了地方行政管理的效率，对后世的行政区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行政区划制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俸禄制度的制定也是刘秉忠的重要贡献之一。在元朝之前，蒙古官员的收入主要依靠掠夺和赏赐，这种方式不仅导致官员之间贫富差距巨大，而且容易引发腐败和社会不稳定。刘秉忠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他建议忽必烈制定一套合理的俸禄制度，根据官员的职位高低、职责轻重等因素，确定相应的俸禄标准。通过发放俸禄，使得官员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减少了他们对掠夺和贪污的依赖，从而有助于整顿吏治，提高官员的廉洁性和工作积极性。

刘秉忠所制定的这些制度，在元朝得到了长期的延续和实施。这些制度不仅为元朝的稳定统治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也对后世的政治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行省制度一直沿用到明清时期，成为中国行政区划的基本框架。而中央机构的设置和分工，也为后世王朝的政治体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刘秉忠的制度建设，体现了他对政治治理的深刻理解和卓越智慧，为元朝的繁荣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公元1271年，元至元八年。在刘秉忠的建议下，忽必烈颁布了《建国号诏》，将国号正式定为 “大元” 。这一举措意义深远，刘秉忠取《易经》中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 之意，赋予了 “大元” 丰富的内涵。“大元” 不仅彰显了国家的伟大与统一，象征着元朝疆域辽阔、国力强盛，涵盖了众多民族和地区，是前所未有的庞大帝国；还体现了对中原文化的尊崇与认同，表明元朝将继承和发扬中原王朝的正统地位。这一命名，摆脱了以往以族名或地域命名国号的传统模式，为元朝塑造了独特的国家形象，增强了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为元朝的长治久安奠定了文化基础。

公元1274年，元至元十一年。刘秉忠跟随忽必烈至上都，在南屏山的精舍中，这位为元朝的建立与发展耗尽心血的功臣，端坐而逝，享年五十九岁 。忽必烈听闻噩耗，悲痛万分，他对群臣感慨道：“秉忠事朕三十多年，小心缜密，不避艰险，言无隐情。其阴阳术数之精，占事知来，若合符契，只有朕知道。别人是不会了解的。”

忽必烈下令，由内府出资制造棺木，并派遣礼部侍郎赵秉温护送棺木，将刘秉忠厚葬于大都。次年，忽必烈追赠刘秉忠为太傅，封赵国公，谥号文贞。这一系列追赠，彰显了忽必烈对刘秉忠的深厚情谊与高度认可。此后，元朝历代皇帝对刘秉忠的尊崇有加。元成宗时，追赠太师，改谥文正；元仁宗时，追封常山王 。在等级森严的元朝，刘秉忠作为汉人，能够位封三公，享受如此殊荣，足见他在元朝历史中的独特地位。

刘秉忠不仅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和谋略家，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家。他诗文词曲兼擅。他的诗作风格潇洒闲淡，如《元史》所评价：“其诗萧散闲淡，类其为人”。在他的诗歌中，常常能感受到一种超脱尘世的淡然与宁静。例如 “东风吹断马蹄忙，落日平沙百草长。一片彩云天际去，数声啼鸟树头藏”，诗句描绘出一幅宁静而悠远的画面，东风轻拂，马蹄声渐远，落日余晖洒在广袤的平沙上，百草生长，彩云飘向天际，啼鸟藏于枝头。整首诗意境开阔，用词简洁却生动地营造出一种闲适、自在的氛围，仿佛诗人置身于尘世之外，悠然欣赏着这大自然的美景，尽显其潇洒飘逸的气质。

刘秉忠的词曲创作同样别具一格，苍凉凄婉的风格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以他的《【南吕】干荷叶八首》为例，其中一首写道 “干荷叶，色苍苍，老柄风摇荡。减了清香，越添黄。都因昨夜一场霜，寂寞在秋江上” 。深秋的江面上，荷叶干枯，颜色苍黄，老柄在风中摇荡，清香渐失，颜色愈发枯黄。一场寒霜过后，残荷在秋江上显得格外寂寞。这首小令通过对残荷的细腻描写，营造出一种苍凉、孤寂的氛围，让人感受到岁月的无情和生命的脆弱。刘秉忠将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和对世事的思考融入其中，借景抒情，使作品具有深厚的情感内涵和艺术感染力。

而且，刘秉忠的个人品德与处世态度也让人肃然起敬。

刘秉忠一生品德高尚，虽位极人臣，却始终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作风和淡然的处世态度。他自幼好学，至老不衰，即便在功成名就之后，依然斋居蔬食，每日粗茶淡饭，生活简朴。这种生活方式并非出于无奈，而是他内心对物质享受的淡泊。在他看来，真正的富足并非来自于物质的堆砌，而是源于内心的充实与宁静。

刘秉忠不追逐名利，在元朝建立后，他为国家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被忽必烈委以重任。然而，他并未因此而骄傲自满，或是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他始终保持着谦逊的态度，以平和的心态面对一切。他平日里喜欢与文人雅士交往，谈诗论道，以吟咏自适，享受着精神上的愉悦。他的这种处世态度，赢得了众人的尊敬和赞誉，成为当时人们心目中的楷模。在那个动荡不安、充满诱惑的时代，刘秉忠能够坚守自己的内心，不为名利所动，以高尚的品德和卓越的才华，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然而，刘秉忠的历史地位也引发了一些争议。部分人对他身为汉人却辅佐蒙古政权的行为表示质疑，甚至认为他是民族的叛徒。在他们看来，刘秉忠帮助蒙古人统治中原，损害了汉民族的利益，违背了民族大义。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民族矛盾的复杂性以及人们对民族认同的强烈情感。

但从更全面、客观的历史角度来看，刘秉忠所处的时代，正是蒙古崛起、天下大势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百姓渴望和平与稳定，社会需要秩序与发展。刘秉忠以其卓越的智慧和才能，积极推动忽必烈采用汉法，推行一系列有利于社会进步和民族融合的政策。他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和生产力，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为元朝的繁荣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劝说忽必烈在战争中减少杀戮，保护无辜百姓的生命，这一举措体现了他的仁爱之心和人道主义精神。

纵观刘秉忠的一生，他以文治武功着称，既是运筹帷幄的谋士，又是妙笔生花的文人；既是深谙兵法的战略家，又是精通哲理的思想者。在朝堂之上，他运筹帷幄，决策千里，为帝王师，奠定邦国基石；在江湖之远，他淡泊名利，寄情山水，以诗酒会友，抒发胸中豪情。

他虽身披袈裟，却心怀天下。他既有佛家的慈悲与超脱，又不乏对世俗社会的深刻洞察与治理智慧。他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将佛理与治国理政完美融合，成为了那个时代独特又闪耀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