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56年，后周显德三年。柴荣亲征南唐，任命王朴为东京副留守，坐镇后方，肩负起稳固京城、保障后勤补给之重任。王朴深知责任重大，精心调度，组织人力、物力，确保前线军需物资供应源源不断；同时，整肃京城治安，加强城防建设，严防敌军奸细渗透、破坏，使柴荣无后顾之忧，得以全身心投入前线战事。

前线战场上，柴荣大军与南唐军队陷入胶着。南唐凭借长江天险，调集重兵，拼死抵抗，战事一度陷入僵局。关键时刻，王朴洞察战局，急遣信使向柴荣献上破敌妙计：“敌军重兵布防江岸，其后方必空虚，可遣水师精锐，暗渡长江，突袭其腹地，扰敌后方，使其首尾难顾。” 柴荣依策行事，派出水师，趁夜黑风高，突破南唐水军防线，登陆南岸，突袭多处军事据点与补给仓库，一时间，南唐后方大乱，军心惶惶，前线军队亦阵脚松动。后周大军乘势猛攻，接连攻克淮南诸州，南唐被迫求和，割让江北十四州之地，后周疆域大幅拓展，国势蒸蒸日上。柴荣回师后，提拔王朴为户部侍郎、枢密副使。不久，升为枢密使，加检校太保。

同年，王朴奉诏考正历法。

此时，天下历法紊乱，旧历误差累积，节气、农时推算谬以千里，农事活动无所依凭，百姓常因误判时节，播种、收割失时，致粮食歉收，苦不堪言。柴荣深感历法修订迫在眉睫，遂诏令王朴主持校定历法事宜。

王朴受命后，一头扎进浩瀚古籍，遍览历代天文历法典籍，上溯《颛顼历》《太初历》，下至唐《崇玄历》等，于古人智慧结晶中探寻历法精要；同时，他亲率司天监官员，日夜观测天象，记录日月星辰运行轨迹、位置变化，积累海量一手数据。经严谨推算、反复核验，王朴终成《显德钦天历》十五卷。此历集前代历法之长，大胆革新，摒弃旧历诸多繁芜不经之说，创设通、经、统三法，以岁轨离交朔望周变率策之数，精准步算日月五星运行。其对节气、农时预测之精准，令人惊叹，如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节气时刻，误差极小，为农业生产提供可靠指南，百姓依此安排农事，五谷丰登渐有保障，农业经济得以稳步复苏，后周国力亦随之增强。

《显德钦天历》问世，?不仅在学术和技术层面上具有重要意义，?从政治和文化层面来看，?它也是五代时期一项重要的文化成就，?对于推动当时的天文学和历法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也对后世的天文学研究和时间计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公元957年，显德四年。柴荣再征南唐，任命王朴为东京留守，授以“便宜从事”。在此期间，王朴管治有方，使都城秩序井然。

王朴性格刚直，行事果敢，在朝堂之上，面对不公、不法之事，从不畏惧权贵，敢于直言正色，力陈己见，其犀利言辞、凛然正气，常令满朝文武噤若寒蝉，无人敢触其锋芒。

赵匡胤时任殿前都点检，负责统领禁军，位高权重，颇受柴荣倚重。出行之际，赵匡胤的仪仗队伍浩浩荡荡，威风凛凛，路人为之侧目。恰有一名殿直，负责宫廷侍卫之职，骑着高头大马，匆忙赶路，不慎冲撞了赵匡胤的队伍。赵匡胤顿觉颜面扫地，怒不可遏，当下直奔枢密院，欲向宰相魏仁浦告状，严惩这不知天高地厚的殿直，以儆效尤。

王朴正在枢密院处理公务，闻听此事，心中暗自思忖：赵匡胤此举，未免小题大做，仗势欺人。待赵匡胤气冲冲闯入，详述事情经过，要求严惩殿直时，王朴不慌不忙，从容起身，直视赵匡胤双眼，义正言辞道：“太尉名位虽高，然未加使相之衔。殿直身为廷臣，与太尉同朝为官，比肩事主，且太尉身负军职，更应顾全大局，宽宏大量，如此咄咄逼人，恐不妥当。” 言罢，王朴目光如炬，紧紧盯着赵匡胤，不容置疑。赵匡胤本以为凭借自己身份地位，众人定会附和，未曾想被王朴这番话怼得哑口无言，气焰顿消。他深知王朴所言在理，且王朴深得柴荣信任，自己若执意追究，恐落得个心胸狭隘、恃强凌弱之名，于己不利。于是，赵匡胤唯唯诺诺，躬身行礼，灰溜溜地离开了枢密院，此事不了了之。经此一事，赵匡胤对王朴的刚直与睿智更是忌惮三分，深知此人不可轻易招惹。

此后，无论是朝中大臣，还是地方藩镇，皆知王朴刚正不阿、执法严明，做事雷厉风行，对其敬畏有加，无人敢在王朴管辖之地肆意妄为，京城治安为之一新，社会秩序井然。

公元959年，显德六年。鉴于五代乐制已乱、雅音废坠的情况，柴荣诏命王朴考证雅乐。

王朴肩负重任，开启艰难考证之旅，他深入研究古代音律理论，从《周礼》《吕氏春秋》等典籍中挖掘音律本源，探寻 “三分损益法”“十二律吕” 等核心要义；又亲赴民间，寻觅散落各地的乐师、艺人，收集濒于失传的古曲、演奏技法，博采众长。

经过不懈努力，王朴于音律研究取得重大突破。他以古累黍之法，审定黄钟律管标准，精准确定 “长九寸、直径三分” 为黄钟律管规制，以此为基，推算出十二音律精确数值；为解决律管吹奏不便、音准难控难题，他匠心独运，造 “律准”，以九尺之弦十三，依管长短寸分设柱，制成状如巨琴之音准器，可精准调出林钟、太簇等十一音律及黄钟清声。

凭借此 “律准”，王朴得八十一调，诏有司依调制曲，定七声立新法，使七均、十二律、八十四调等失传已久的雅乐规制再现人间，宫廷奏响和谐优美、庄严肃穆之雅乐，文化传承重焕生机，礼仪之邦风范得以彰显。王朴此举，不仅为后周重塑文化自信，更为华夏音乐文化传承发展筑牢根基，其音律成就如黄钟大吕，响彻历史长河。

同年三月，王朴奉旨视察汴口，归朝后拜访前任宰相李谷，两人正在交谈时，王朴突然昏倒，猝然离世，享年五十四岁。

王朴的离世对柴荣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亲临祭奠，以王钺叩地大哭多次，并追赠王朴为侍中，将其画像与李谷、郑仁诲等功臣同祀于宫中的功臣阁。《旧五代史·周书》记载：“世宗闻之骇愕，即时幸其第，及柩前，以所执玉钺卓地而恸者数四。赠赙之类，率有加等，优诏赠侍中。”同年六月，柴荣也抱憾病逝，距离王朴去世只有三个月。柴荣与王朴，二人相知相得，被后世推为五代君臣之首。

王朴凭借高超的才能和认真的处事风格，不但得到柴荣的赏识，就连同僚赵匡胤对他也是敬畏有加。《旧五代史·周书》引用了王铚的笔记文集《默记》中的一段故事，说赵匡胤登基后，路过功臣阁的时候，他恭敬地向王朴的画像鞠了一躬，并说出了他心里埋藏已久的那句话：“此人在，朕不得此袍着。”言辞间满是敬畏。

后世对王朴也赞誉有加，诸多史学家、文人墨客皆对其推崇备至。

薛居正赞其有 “上辅之器”，认为他具备辅佐君王成就霸业的非凡才能；欧阳修感慨 “王朴之材，诚可谓能矣。不遇世宗，何所施哉？” 强调王朴幸得柴荣这一明主，方能充分施展才华，成就不世之功；曾巩则称 “周世宗初即位，亦延群臣，使陈当世之务，而能知王朴之可用，故显德之政，亦独能变五代之因循”，高度肯定王朴助力柴荣革新政治，一改五代以来的因循守旧之风，为后周的昌盛繁荣奠定根基。

这些评价，恰如历史的回音壁，不断回响着王朴的卓越与伟大。他犹如烟花般开在后周一朝，虽然时间短暂，但却留下了无比灿烂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