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位满怀壮志的谋略家，在明末风云变幻之际，以“攘外必先安内”之策，试图力挽狂澜，稳定大明动荡的局势。他也是一位果敢坚毅的实干家，制定“四正六隅、十面张网” 战略，调兵遣将，意图一举剿灭农民起义，重振王朝威严。他勇于担当，面对财政困境，积极筹措增兵增饷，哪怕背负骂名，也一心为朝廷解困。他命运悲剧，虽竭尽全力，却仍难敌局势崩坏，襄阳、洛阳的失守，成为他心头无法承受之重，最终在忧惧交加中，抱憾离世，空留一声叹息。
他就是毁誉参半、忠奸难辨的大明最后一位战略家——杨嗣昌。
杨嗣昌，字子微，一字文弱，自号肥翁、肥居士，晚年号苦庵，湖广武陵（今湖南省常德市）人，明朝后期大臣、诗人、谋略家、军事家。
公元1588年，明万历十六年。杨嗣昌出生于湖广武陵的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祖父杨时芳虽热衷科举，却一生未中，只获得过副榜的成绩。不过，他饱读诗书，对孙儿杨嗣昌的教育十分重视，亲自教导他读书识字。杨嗣昌的父亲杨鹤，官至兵部右侍郎、三边总督。杨鹤为官清廉，正直敢言，在当地颇有名望。在祖父和父亲的悉心教导下，杨嗣昌自幼潜心读书，埋头科举。
公元1606年，明万历三十四年。年仅十九岁的杨嗣昌考中了举人，这让杨嗣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四年后，杨嗣昌在殿试中以三甲第一百九十六名获赐同进士出身，开启了从政生涯。
杨嗣昌步入仕途后，历任杭州府学教授、南京国子监博士、户部福建司主事、户部江西司员外郎等官职。
公元1620年，明泰昌元年。杨嗣昌被擢升为户部郎中，不久，迁任南京户部新饷司郎中。杨嗣昌刚上任，就替登莱巡抚袁可立向皇帝请饷。此时，大太监魏忠贤渐有擅权之势，与朝中东林党人矛盾日益尖锐，杨嗣昌为躲避政斗漩涡，遂称病挂冠，隐居家乡。《明史· 杨嗣昌传》记载：“改除杭州府教授。迁南京国子监博士，累进户部郎中。天启初，引疾归。”
几年后，杨嗣昌的父亲杨鹤也被魏忠贤罢官，返乡与杨嗣昌一起隐居，过着优游林下的生活。当时，后金侵犯明朝，辽东告急，军需吃紧，杨嗣昌留心边事，将他在户部参与财政管理的经历编为《地官集》二十卷。
公元1627年，明天启七年。信王朱由检即位，是为崇祯帝。崇祯帝即位后，迅速行动，一举铲除了权势滔天的魏忠贤。崇祯帝还未登基时，就看过杨嗣昌的《地官集》等书，赞叹杨嗣昌的才能。扳倒魏忠贤后，杨鹤、杨嗣昌父子先后被起用。杨嗣昌分巡河南汝州道，翌年冬调任霸州兵备道。
公元1631年，明崇祯四年。杨嗣昌迁整饬山海关内监军兵备道。 这年，杨嗣昌的父亲杨鹤因为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任上招抚农民军首领神一魁失败，被下狱论死，杨嗣昌闻讯后三次上疏请求辞职，以代父罪。结果崇祯帝免了杨鹤的死罪，改戍江西袁州，但没有让杨嗣昌辞职，还多次温言抚慰，激励他尽职任事。
公元1632年，明崇祯五年。杨嗣昌迎来了人生中的重要转折点，他被任命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兼巡抚永平（今河北卢龙）和山海关一带的地方事务。这一任命，让杨嗣昌从一个普通的官员，一跃成为了肩负边防重任的封疆大吏。
山海关，作为明朝北方边防的重要关隘，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不仅是抵御后金入侵的前沿阵地，也是连接内地与辽东的交通要道。然而，长期的战争使得山海关地区的局势异常复杂，军队士气低落，百姓生活困苦。
杨嗣昌到任后，开始着手整顿军队。他制定了严格的军纪，也注重激励士兵的士气，提高他们的待遇和福利。在他的努力下，军队的纪律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士兵的士气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除了整顿军队，杨嗣昌还积极参与边防事务的决策和处理。他密切关注后金的动态，及时向上级报告边境的情况，并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防御措施。他主张加强山海关的防御工事，增加兵力，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他还建议在边境地区开展屯田，以解决军粮供应问题。他的这些建议得到了上级的认可和采纳，为加强明朝的边防做出了重要贡献。
公元1634年，明崇祯七年。由于杨嗣昌的出色表现，他被晋升为兵部右侍郎兼宣、大、山西三镇总督。
宣府、大同和山西地区，是明朝北方边防的重要防线，这里地势险要，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但长期的战争使得这里的军事设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军队的战斗力也有所下降。在总督任上，杨嗣昌尽职尽责，努力整顿军务，加强边防建设。他先后六次上疏陈述边事，并主张开矿招工以瓦解乱党，多所规划，给崇祯帝的印象是异才可用，得到了崇祯帝的认可和采纳。第二年，杨嗣昌的父亲杨鹤死于戍所袁州，杨嗣昌回家丁忧，一年后又遭继母丁氏之丧。这时，关外满清入塞大掠，兵部尚书张凤翼畏罪自杀，崇祯帝决定起复杨嗣昌。
公元1636年，明崇祯九年。崇祯帝命杨嗣昌接任兵部尚书。杨嗣昌三疏请辞，崇祯帝不许。次年，杨嗣昌抵京赴任。
杨嗣昌出任兵部尚书时，大明王朝已陷入内忧外患的泥潭中，清军多次入塞，威胁明朝京师安全；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几十万起义军在中原流动作战，更是明朝腹心之患。杨嗣昌莅任前，陕西巡抚孙传庭在黑水峪大破起义军，生擒高迎祥，局面有所好转。杨嗣昌在守制时关心时局，因此在出任兵部尚书后就已对明朝的未来有了详细的规划，加上他熟悉典章故事，工于笔札，富有辩才，每次皇帝召见时，都能思如泉涌，侃侃而谈，与前任兵部尚书的呆滞木讷之状迥然不同，因此崇祯帝每次召见他的时间都远远超过规定时间，对他几乎言听计从，甚至惊叹：“用卿恨晚！”
杨嗣昌向崇祯帝提出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他建议崇祯帝加强京城的防御力量，增派军队驻守各个城门和重要据点，同时，组织百姓进行自卫，以增强京城的防御能力，崇祯帝采纳了杨嗣昌的建议。
杨嗣昌亲自到京城的各个城门和军营进行巡视，检查防御工事和军队的装备情况，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他还与各路将领进行沟通，协调各方力量，制定详细的作战计划。杨嗣昌更是对明朝的军队进行全面的改革，淘汰了一些老弱病残的士兵，补充了新鲜血液。他还加强了对军队的训练，提高了士兵的战斗素质和作战能力。
在边防建设方面，杨嗣昌加大了对山海关、宁远等重要关隘的防御投入。他组织士兵们修筑了更加坚固的城墙和堡垒，增加了防御工事的数量和种类。他还加强了对边境地区的巡逻和警戒，及时掌握后金的动态，以便做出及时的反应。
除了军事方面的工作，杨嗣昌还关注国内的局势。农民起义军的存在是明朝的一大隐患，必须尽快加以解决。杨嗣昌向崇祯帝提出“攘外必先安内” 的战略方针，主张集中力量镇压农民起义军，稳定国内局势。崇祯帝对杨嗣昌的建议表示赞同，让他负责指挥镇压农民起义军的行动。
为了实现 “攘外必先安内” 的战略目标，杨嗣昌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策略。他首先对农民起义军的情况进行了深入的了解和分析，掌握了他们的活动规律和特点。他发现，农民起义军大多分散在各地，缺乏统一的指挥和组织，而且他们的装备和训练都比较落后。针对这些情况，杨嗣昌提出了 “四正六隅，十面张网” 的围剿计划。这一计划犹如一张精心编织的大网，试图将农民起义军一网打尽。
“四正” 指的是陕西、河南、湖广、凤阳这四个农民起义军活动最为频繁的地区，这四个地区的巡抚负责对起义军进行围剿。他们要以剿为主，以防为辅，积极主动地对起义军展开攻击，力求在自己的辖区内消灭起义军。
而 “六隅” 则包括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这六个地区。这些地区环绕在 “四正” 的周边，是防止起义军逃窜的重要防线。六隅的巡抚们以防为主，以剿为辅，他们要密切关注起义军的动向，一旦发现起义军有向自己辖区逃窜的迹象，就要立即进行堵截，绝不能让起义军轻易突破防线。同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们也要协助 “四正” 地区的巡抚对起义军进行围剿。
“四正” 和 “六隅” 相互配合，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包围圈，这就是所谓的 “十面张网”。在这个包围圈中，农民起义军无论逃向何处，都将面临明军的围追堵截。为了确保这一战略的顺利实施，杨嗣昌还设立了五省总督和五省总理，由他们负责统一指挥和协调各地的军事行动。五省总督和五省总理就像是这张大网的 “纲”，他们要根据起义军的动向，灵活调配兵力，使这张大网能够紧紧地缠住起义军。
杨嗣昌对这一战略充满了信心，他向崇祯帝保证，只要按照这个计划执行，下三个月苦工夫，就能够了十年不结之局。他认为，通过这种分区域、有重点的围剿和堵截方式，可以有效地遏制农民起义军的流动作战，将他们逐渐压缩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然后各个击破。在实施 “四正六隅，十面张网” 战略的初期，明军确实取得了一些显着的成果。张献忠在明军的强大压力下，走投无路，被迫接受了招安。李自成也被明军追剿得只剩下十八骑，不得不遁入商洛山中，暂时隐藏起来。其他各支农民军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纷纷表示投降。这些胜利让明朝政府看到了镇压农民起义的希望，也让杨嗣昌的声望达到了顶点。
然而，要实施 “四正六隅，十面张网” 的战略，需要大量的军费支持。当时的明朝财政已经陷入了极度困境，根本无法满足这一庞大的开支。为了解决军饷问题，杨嗣昌提出了加征 “三饷” 的建议，即剿饷、练饷和辽饷。
剿饷是为了筹集镇压农民起义的军费，总数为280万两，主要通过加收田赋的方式来筹集。练饷则是为了训练 “边兵”，加强九边各镇的防御力量，同时也用于对付农民起义。练饷加征田赋每亩银一分，共征银730余万两。而辽饷则是为了应对辽东战事而征收的，早在万历末年就已经开始征收。这三种饷银加起来，每年征收接近1700万两，远远超过了明朝的正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