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月刊》在《人间词话》精才绝艳的开篇后，引起不小的轰动，许多学人闻风响应，以为幸事。大家摩拳擦掌，铺纸挥毫，准备与同行们切磋一番。与此同时，张斯工作也正式开始，彻底为月刊立稳脚步。

一部著作，悄然登载。最先是引论，文字简短，语义明晰，并不十分费解，却掀起不小的风潮。专家与学生，诵之再三，击节赞赏。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前世曾流传过一句话，许多读者知晓：有井水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

这两人能否并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此处不作分析。高阳是台湾一位著名的历史作家，存有几千万的文字，在华人界名声极大。单看他与金庸并提，便知的流传广度，确实有过人处。

高阳先生被问及何以写历史时，曾言是要“唤起民众对历史的温情”，这样“民族才有办法”，可以一直走下去。

“温情”的说法，大概就源于上面引论。

《明朝那些事儿》原作者当年明月，提及自己的“史学偶像”，作过比较，说自己“差距很大，他是着重于历史本质的东西，虽然我的书里也有这样的内容，但跟他还是相差很远……我希望我的书能流传很久，但是我认为可能性不大。

我的书卖得很好，但是我一直认为钱穆的书虽然可能一年卖不到一百本，但是一百年以后，他的书还是有它的价值和意义，还是会被翻出来重新出版。”

引论的作者，正是史学大家钱穆！而这部著作，则是那部大名鼎鼎的《史学大纲》。甫一出现，果然震惊天下，学界哗然。激动之余，也引起了绝大议论，众说纷纭，一时之间，难辨清是什么声音。

而那对历史“温情与敬意”的说法，已在各大高校流传开，更成为历史系师生谈论的重点。仿佛为大家推开一扇新门，走进一看，豁然开朗，难以自己。

作品继续登载，内容缓缓展开，众人不禁为它的娓娓道来所吸引，也为那许多神奇的发现感到惊讶莫名。这样一部著作，支持的人极多，反对的人也不在少数。学界的反响最为热烈，纷飞的文章，第一时间见诸报端。

“此书首重政治制度,次为学术思想,又次为社会经济。

社会经济为最下层的基础,政治制度为其最上层的结构,而学术思想则为其中层的干柱。在具体阐述时,并不是刻板、机械地、作教条主义的图解，而是在客观中求实证，抓住各个历史时期突出的变化，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

张斯似乎创建一种新的体例，在华夏史学著作中尚属首次。单是以此而言，也是一份不小的贡献。至于其中内容，更是引人入胜，读之忘时。初次见那引论，不禁被激的心潮澎湃，热血涌起。

国人著史，读史，所谓何来？

以往的时节，民众误会丛生，最易评判华夏历史。这在翻书之前，已带了有色眼镜，很难得出真正的好处。既是华夏的国民，确实要有相当的‘温情与敬意’，如此才能体会古人的种种，得出发展的轨迹……”

“这又是一部杰作，难能可贵。

张先生讲史出身，对于史学有了解，这是世人皆知的事。但有这般功底，却出人意料。无论《品三国》，或是《明朝》，都是演义成份居多，实际说来，并无多少学术价值。《大纲》则一改风格，笔力厚重，令人心折。

于古代政治制度，思想变革，下了极细腻的功夫，论证其起源流结局。诸多创建性的说法，令人耳目一新，对错暂且不论，却实实在在为大家提供了另一种思路。这样成熟连贯的著作，在近来是绝无仅有的……”

“有这样的作品，张斯已迈入史学大家的行列。

建国以来，华夏的通史，倒是出了几部。也是洋洋洒洒，结构恢弘，取得过一定的成就。但受教条的限制，思想硬化，颇多粗陋错误的观点。民众受其影响，也产生同样的想法，实在是件可痛恨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