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当人子！不当人子！”
“张天如仗着皇上宠信，根本没把我这个前辈放在眼里！”
看着《明报》上的文章，钱谦益破口大骂道。
之前他因为张溥用笔名发表了有关恒产的文章，高屋建瓴地和对方讨论了一下这个问题。
既显示了前辈的姿态，又把张溥的理论吸收进了《恒产论》。
本以为张溥应该满足，为得到他这个学界泰斗的肯定而欢喜。
没想到张溥丝毫不领情，在《明报》上开设了专栏，邀请各方士子讨论有关恒产的理论。
这毫无疑问冒犯了钱谦益的权威，气得他破口大骂，认为张溥不当人。
与之相比，刘理顺就显得可爱多了。虽然在恒产理论上有建树，却更重于实践。如果能做出成效，钱谦益就会受益。
钱谦益思索之下，决定支持这个状元。让他冲锋在前，帮自己实践恒产论。
很快，他以《大同报》为阵地，旗帜鲜明地表示对刘理顺的支持。还同样开辟了专栏，在报纸上讨论恒产论。
一时间，《大同报》和《明报》这两份报纸，借着有产税吸引的注意力，在北直隶发行量大增，甚至超过了《京报》。
各种观点在报纸上层出不穷，吸引了很多文人士子讨论。
在师范学堂读书的顾炎武，毫无疑问参与其中。而且因为对涿鹿区改制的了解，他提出了一种观点，那就是由涿鹿区议会商议，决定如何征收有产税。
并且还提出禁限私租，避免那些有产者，把赋税转嫁给佃户。
朱由检看到这篇文章，对顾炎武大加称赞。
因为他在了解当前其它国家的议会后，知道法兰西三级会议的主要作用就是征收新税。
法兰西国王极力摆脱这个限制，争取到不经三级会议同意征收新税的权力。
但是大明和法兰西的情况却不一样，朱由检思索之后，认为大明需要一个机构确定赋税——
他需要让民众明白，自己不会随意增加新税种，对他们随意征税。
作为一个官僚为主的社会，大明的家族只要几代出不了官员，很快就会衰败。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贪官污吏太多。没有官身护着，再大的家族也经不起折腾。
但是这些贪官污吏征收的赋税，大部分并没有收到朝廷手里。朝廷担着骂名，却没有得到实惠。
为了限制这些人胡作非为，朱由检决定把监督征税的权力，下放给各级议会。
并且由国会决定各种税收的税率，以及是否增加新税。
这样他固然把税收的权力让渡出去一部分，却也有利于形成社会共识。对不想纳税的群体，依法予以惩治。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朱由检召来刘宗周，询问他涿鹿区议会的进展，是否能承担此任：
“朕在之前说过，重制礼乐，就是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
“权力如何分配，朕和诸位大臣一直在商议。”
“财富的分配，需要从征税上体现。”
“朕决定由国会监督和确定税率，涿鹿区议会能否承担这个重任？”
刘宗周听到这些，心情有些激动。
因为建立国会，是他受任重制礼乐之后提出的第一策。
皇帝如此支持，甚至要授与国会分配财富的权力，让他如何不受到触动，认识到皇帝的诚意——
以前的皇帝都是想着如何搜刮民财，当今皇帝却主动限制自己，把征税这么重要的权力，授权给了国会。
如果他办不好这件事，自己都没脸主持重制礼乐。所以他斩钉截铁地道：
“能！”
“涿鹿区议会一定能承担此任。”
“臣这就前往涿鹿，督促他们对有产税进行商议。”
下决心无论如何，都要确定有产税这个新税种，对那些富裕人群，进行额外征税。
朱由检担心这件事情通不过，询问刘宗周道：
“涿鹿区议会现有多少人员？”
“是否按比例选出士农工商代表？”
刘宗周闻言回道：
“按照陛下之前定的政策，农工商各占两成，士人则占四成。”
“其中士人又包含文士、军士，以及捐纳的公士，由陛下和朝廷任命，相当于国会的资政。”
“如今涿鹿区议员共有二百人，致仕官员和举人秀才等文士四十人，退役军官三十人，其他宗教界等人士十人，皆由臣等指定。”
“农工商各有四十人，尚未完全满员。”
朱由检闻言皱眉，询问道：
“议员很难选吗？”
“难道涿鹿的民众对此不积极？”
“还是能被选举的人不多？”
按照之前他和刘宗周等人的商议，是对所有依法纳税的成年人授予选举权。
不过被选举权，只有公士以上身份才能拥有。
也就是说，如果想被选为议员，除了捐纳公士这条路外，必须拥有秀才功名，或者被朝廷授予庶士、造士、少尉等勋级。
只有这些人才能被选上，成为涿鹿区议会的议员。
朱由检担心的就是涿鹿区拥有被选举权资格的人不多，凑不齐议会所需。
刘宗周有些尴尬地回道：
“之前选出来了，但是有些农户代表，被认为是士人。”
“还有就是工商代表，被很多士人非议。认为他们没资格成为议员，不配和他们商议。”
“再加上一些议员被查出曾经偷税漏税，因此被迫退出，尚未补充上去。”
朱由检微微点头，认识到议会开办的难度。
当前的大明，是一个农业为主的社会。其中士绅又作为农民的代表，大部分都是富户。
这些人掌控着地方的权力，当然不愿意和底层分享。
即使他们的议员名额高达四成，也不愿把另外六成让出去。
所以朱由检强调道：
“士农工商，国之四民。”
“大明的地方议会，就是四民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