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武三年五月就在伊洛这场大决战中结束了。

而之后的六月、七月、八月三个月份，不仅泰山军表现得相当克制，就连整个天下的乱战也减少了。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不是众诸侯要私下串联共同结盟，而是之后的三个月真的是太热了。

这一年的七、八月是张冲来到这个东汉大世最热的两个月，连京都边上的洛水都快热干了，可见天下其他情况。

所以五月之后的三个月，不是战事减少了，而是所有生命都在减少自己外出的活动了。

炎炎烈日，给甚嚣的天下局势直接踩了一个刹车。

……

京都外的金墉城下，早就支起了数里的凉棚，这些日陆续从各郡国赶来的绣衣卫侯选们终于赶到了京都。

现在的京都在泰山军这里并不叫京都，而是叫行营，因为王上似乎并没有打算在这里定都。

虽然这几个月，陆续有一些“民间人士”上书劝谏张冲定都于洛，这些人的表中简直将世间最美好的辞藻都用在了京都城，似乎京都就是世间唯一的天子之都。

当然，这些人的一些理由也不是没道理的，毕竟在防卫、京畿面积、钱粮转输、交通情况，洛阳真的算是上好的天子之所了。

但张冲还是讨厌京都，讨厌京都所弥漫的一种虚华之气。

在这个城市里，空气中总能闻到浓重的脂粉味，这并不是城中的女眷们用的，而是那些遗留下的公卿。

张冲在破城后，很快就投入到了京都的保卫战中，所以对于城内留下的这些公卿及他们的党羽，除了犯罪者收押治罪外，其他人并没有清理。

而之后的五月就都是在西讨关西，南决袁绍的战事中度过的，张冲并不在城内，留守京都的荀攸等人也并不能做主这件事。

于是，京都的遗老遗少们似乎就这样被遗忘了，连他们都忘了泰山军起家是干什么了的。

所以，本还蛰伏的旧时代公卿们又开始活跃起来了。

他们很聪明，并不直接搞什么串联，或者私下以女妻泰山军诸将，而是非常正大光明的开着各种学术讨论。

这些公卿们本来就是经学大家，就是自己不是，夹带里也有的是，再加上此世学术讨论本就盛行。

常有一些经学大佬在名声最高的时候当众讲经，以福泽普通士人。

当然，过往这种讲经会可能几年都开了不了一次，但现在呢？在这些公卿们的组织下，京都城内那是三日一小会，五日一大会。

这种讲经盛况，不知道有多吸引那些京畿周边的士子们。他们在听说京都的学术氛围中，带着仆人，背着木匣就往京都赶。

一时间，从南方北上京都者，不绝如缕。

这般溪流汇江海的盛况，几让人以为盛世再现。

但在这种讲经盛会的繁华下，一汩汩逆流似乎也出现了，在高谈阔论的学术讲经氛围中，似乎产生了一种批评大太的政治正确。

当然，除了一些妄人会直接批评泰山军，大多数人都是隐晦的，侧面的，而六、七月两月的旱情似乎就成了这些人批评大太的绝佳理由。

在汉家的精神世界里，灾异并不是只是灾异，它是天对人间的谴责和警告。

自董仲舒首次提出天人感应的天命观后，这一观念可以在汉以后的士人圈成了主流。

在这些人的观念中，所有人世间的灾异都是因为国家政治有失造成的。

在国家政治还开始处在萌芽的时候，天会出灾异以谴告之。

而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

这些完整的行为链条充分反应了“天”之“仁”，可以说真正做到孔子都没做到的三教而后诛之。

这种充满个人自省味道的天人观念，与儒学的经典完美的适配。似乎作为天子只要自省得当，就连灾异也能杜绝。

在有汉一朝，灾异总是与政治活动而联系着，那些臣子的谏讽，那些为了政治斗争而罗织的罪名，都不绝于书。

但这一手段在到了东汉后却发生了逆转，似乎灾异警示的对象已经不是皇帝本人了，而是作为辅政的三公。

每每有灾异出现，当席的三公就要引咎辞职，而发展到了后期就更是极端了，几乎能达到月旬而三公皆易。

这种频繁更换辅政大臣的手段极大的破坏了政治的稳定性，几乎很难有连续性的政策能在朝廷那边通过。

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汉庭在绝大时候是处在失能的状态的。

而现在，当一场连绵的旱灾袭来时，那些讲经的前汉家公卿们，似乎打算再次恢复这一“优良”的政治传统。

他们将矛头齐齐指向了正在邺城主持工作的度满，认为其人作为大太的首席门下，就相当于汉家的三公。

而在这如今这般大的灾异下，其人竟然还不引咎辞职，这才是灾害一直得不到解决的最根本原因。

在京都学术圈里发生的指责，很快也传到了邺京那边。

度满在激奋和无奈中，真的向张冲请表离开首席的位置。

这不是度满这人有多么信奉天人感应这套道理，而是因为他想到明白这些流言的可怕之处。

这流言的可恶之处并不是说度满不理会就行的。

如果度满弃之不问，很快这条流言就会对他的个人道德形成致命打击。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链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