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了，太子李弘这两年的努力也并非毫无成效；比如弘文馆大学士、左庶子张大安，正谏大夫、太子侍读薛元超已将其视为未来的主君。新入政事堂的宰辅高智周、来恒，也暗自表现示好之意。

但指望此辈就此全力支持太子李弘，也是不可能的事情，最多也就在一些日常事务上，顺水推舟的赞同、附和一二；或是朝议发生分歧的时候，基于自身立场和利益得失，略微倾向太子一方而已。

其中高智周进士及第出身，历任兰台大夫、秘书监，现已78岁高龄了；来恒是隋朝左翊卫大将军来护之子，已故侍中来济的异母兄；现在也是69岁了。高宗治下满朝堂的老人政治，由此可见一斑；

但他正是用这些年事渐高，相对保守稳健的老臣轮流上位，才得以在时不时的风痹发作下，维持了这么多年对朝堂的控制力；但代价就是长期死水一潭，需要以天后出面，来推动革新和大开言路。

事实上，高宗晚年的积弊深重，早已体现在国朝的方方面面，并且深入朝野地方了。因此在他无法正常视事的情况下，很多时候都是靠代为临朝的天后，进行弥合和修补，并为之承当相应的骂名。

比如两次大非川的送人头，让太宗留下的功臣名将凋零，而新生代将帅还未成长起来，依靠一个薛仁贵死命的薅，在东线高句丽故地和西线吐蕃之间，长期疲于奔命的充当救火队，不出问题才怪。

事实上，除了将帅的青黄不接之外；在多年征战之后，不但原有以关中位本位的府兵体系，已经出现了疲敝和后力不济；就连作为补充的“兵募”制度，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以至兵员开始匮乏。

比如，原本许诺士兵的勋转和功赏大幅下降，而远征在外的将士，却没有得到充足的衣粮，反而因为不断爆发的战事，不断超期服役和驻守。当他们不得不在境外忍饥挨饿，家里却开始生计断绝。

因此民间民间自然用脚投票，青壮年大量逃避军役。以至地方官府开始招募老弱，以为充数和应付差事。所以，前些年才有了高宗破天荒以朝廷和皇家权威，作为背书而面对天下的《募勇士令》。

但这种类似打鸡血的事情，也就在初次效果最为好用，不可一而再再而三的持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朝堂上同样也是积弊颇深，暮气重重；因为高宗为了防止孙无忌式的专权，而频繁更换宰相。

结果就是吏治松懈，官员冗杂、政争频繁等一系列负面影响。原本高祖时的选官混乱和滥爵，在太宗朝时已经得到了扭转，不但合并州县减少冗余，甚至一度将在朝的文武官员臣子精简到了643员。

但是，高宗继位后为了笼络人心和对抗长孙无忌为首的老臣，又放开了这口子而大肆封赏，甚至在中书门下尚书省的宰相定额之外，以授予同中书门下三品的方式，来绕过中书门下的擎制和劝谏。

因此，如今通过勋贵、官宦子弟的门荫，对外征战的军功晋身，还有下层胥吏的递补入流；再加上推行科举多年的选士，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官员数量，但是朝廷能够授予的职位，却是相对稳定的。

最终到了高宗朝晚期，光是在任的内外文武官员，就已经膨胀到了一万三千有余；而其他只有头衔和身位的候补、待缺的官员，更甚于此，也由此形成了相当的压力和内卷，政争就变得不可避免。

然后在官多位少、竞争激烈、却流转不畅的情况下，又由此衍生出了贪腐、弄权，乃至是吏治松懈的诸多问题。而如此规模的流内品官员支出，再加上连年征战的消耗，又进一步加剧了国力不支，

因此，高宗晚年风痹频发之后，就基本放弃了扭转这种局面的努力，而开始进入半躺平幕后状态，将台面上政务转交给自己枕边人，也是与世家大族、勋贵老臣，天然对立和别无瓜葛的武后监领。

虽依靠这种一内一外、台前幕后的“二圣临朝”框架，修修补补的维持运转多年，但也引发了更多的问题和连锁反应；比如缺少流动的中下层，积累的巨大矛盾和应力，最终化作武周代唐的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