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好景不长，随着严嵩失势，徐阶上台，胡宗宪的命运急转直下。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胡宗宪被捕，徐渭也因此离开总督府，踏上了一段颠沛流离的旅程。次年，他应礼部尚书李春芳之邀赴京，但不久后因个性不合而辞归，却遭到李春芳的威胁。在旧友的帮助下，徐渭才得以脱身，这段经历无疑加深了他的心理创伤。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胡宗宪冤死狱中，其幕僚亦受牵连。徐渭，原本就性格偏激，加之科举屡挫与精神压力，陷入绝望，甚至写下《自为墓志铭》，并尝试以极端方式结束生命，自杀多达九次。最令人唏嘘的是，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徐渭在精神错乱中误杀继妻张氏，因此锒铛入狱，服刑长达七年。在囹圄之中，他完成了《周易参同契》的注释，同时也沉浸在书画艺术的探索中，以此寻求精神的慰藉。

幸运的是，徐渭在狱中并未被遗忘。友人诸大绶与张元忭竭力营救，最终借明神宗即位大赦的机会，于万历元年（1573年）将徐渭释放。重获自由的徐渭已是五十三岁高龄，但他并未就此沉寂。万历三年（1575年），在张元忭的邀请下，徐渭参与了《会稽县志》的编修工作，贡献了深刻的见解，尤其在人口和税收方面的评论，展现了他对社会民生的深切关怀与独到洞见。

徐渭的一生，是才华与苦难交织的传奇。从戎幕到牢狱，从抗倭英雄到狱中囚徒，他的人生轨迹如同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记录了一个天才文人在动荡时代中的挣扎与坚持，以及对真理与自由永不妥协的追求。

四、潦倒晚年

万历五年（1577年），徐渭在出狱后，短暂恢复了身体，开始了他人生的另一篇章。他游览了杭州、南京、富春江等地，不仅结交了诸多诗画之友，还受到了年轻时代的挚友吴兑的邀请，前往北方的宣化府担任文书。在宣府，徐渭虽停留不足一年，却留下了大量描绘北地风光、民俗及军旅生活的诗文，展现出他对边疆事务的浓厚兴趣。吴兑对徐渭的政事建议尤为重视，尤其是在边防策略上，二人有着深入交流。

随后，在张居正主政初期，徐渭对朝廷对蒙古采取的抚和政策表示赞同。他不仅再度越过居庸关，踏入塞外，还经戚继光引荐，远赴辽东，教授李成梁之子李如松兵法，并与蒙古首领俺答的夫人三娘子建立了联系。尽管在北方受到了吴兑等人的尊敬，但健康问题迫使徐渭不得不于次年春季返回故乡绍兴，潜心注释郭璞的《葬书》。

步入花甲之年的徐渭，应好友张元忭之邀重返京城，但两人因性格差异迅速产生摩擦。张元忭恪守封建礼教，而徐渭则性情放荡，不愿受礼法束缚。张元忭试图以礼法约束徐渭，后者深感不满，甚至直言：“我杀人当死，不过一刀，你却欲将我碎尸万段！”由于与张元忭的关系恶化，加之官场的不公待遇，徐渭情绪郁结，疾病复发，最终选择离开京城，回归绍兴，从此未再远离故乡。

晚年的徐渭，生活越发拮据，他厌恶富贵者与礼法之士，所交往的多为旧友与门生。他时常处于贫困边缘，甚至到了“忍饥月下独徘徊”的地步，面对访客，他常闭门谢绝，戏称“徐渭不在”。即便在好友张元忭去世时，徐渭前往吊唁，抚棺痛哭后悄然离去，不留下姓名。他依靠卖字画维生，但每当手头稍宽，便不再作画，作品往往被门生或朋友以各种手段获取。

徐渭晚年的生活异常艰苦，贫病交加，所藏书籍变卖殆尽，几近断粮。尽管如此，他依旧保持着狷介清高的性格，拒绝向富家贵室低头乞食。他的精神状态日益恶化，时而豪饮，时而自残，病情愈发严重。晚年，他频繁迁居，声称是儿子的过错所致，实则是生活无着落的无奈之举。徐渭的晚年，是一段精神与肉体双重困顿的时期，他的故事，是那个时代文人悲凉命运的真实写照。

五、结语

尽管徐渭的一生充满了坎坷与挑战，但他留给后世的文化遗产却是无法估量的。无论是他那充满激情与创造力的诗文，还是那突破传统的绘画与书法作品，都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着不朽的光芒。徐渭，这位明代的艺术巨星，以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和卓越的艺术成就，永远镌刻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