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一局势，内院大学士范文程向多尔衮进言，指出这是夺取中原的绝佳时机，应当立即出兵。范文程强调，清军必须改变以往的屠戮抢掠政策，要争取民心，因为“战必胜，攻必取，贼不如我；顺民心，招百姓，我不如贼”。多尔衮接受了范文程的建议，并同意了吴三桂的请兵请求。

李自成得知吴三桂叛变后，于四月十三日亲自率领部队前往山海关，意图讨伐吴三桂。然而，李自成仍然抱有一丝招降吴三桂的侥幸心理，因此行军速度缓慢，直到十九日才到达山海关附近。在此期间，吴三桂已经派出使者向清军求援，并于四月十五日见到了多尔衮，递交了吴三桂的信函，表示愿意割地酬谢清军的援助，但尚未明确表示投降。

多尔衮意识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但为了确保吴三桂彻底投降，他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一方面，他召集大臣谋士们商讨对策；另一方面，他派人回盛京调兵，并故意放慢进军的速度，以此来迫使吴三桂以降清为条件。由于事态紧急，吴三桂最终同意了多尔衮的要求，请求清军尽快入关。

四月二十二日，李自成与吴三桂的军队在山海关爆发了激烈的战斗。多尔衮深知吴三桂面临的困境，因此最初并未立即投入战斗，而是等到双方实力受损后才发兵。在战斗中，他先让吴军上阵，待双方疲惫不堪之时，才下令八旗军发起冲击。结果，农民军战败，迅速撤回北京。

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北京的武英殿举行了登基大典，但仅仅一天后，即四月三十日，他就以郊外祭天为名撤出了北京。五月二日，清军顺利进入北京城。多尔衮利用汉族内部的阶级矛盾，成功挟制了吴三桂，并使他成为了清军入主中原的马前卒。

六、统一区夏

清军占领北京后，多尔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稳定局势。他禁止军队抢劫，暂停推行剃发令，并为明崇祯帝朱由检发丧，这些举措赢得了汉族士绅的好感。紧接着，多尔衮迎请顺治小皇帝前往北京登基，有效地稳定了占领区内的形势。

1644年六月，多尔衮与诸王贝勒大臣商议决定迁都北京。这一决定既着眼于统一中原、雄霸九州的目标，也考虑到了退可出关的战略考量。八月二十日，清朝正式开始迁都。九月，顺治帝从盛京（今沈阳）抵达北京，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并赐予他各种荣誉和礼物，包括貂蟒朝衣、册宝、黑狐冠和黑狐裘等。与此同时，顺治帝命令礼部为多尔衮建立纪念碑，以表彰他的功绩。十月一日，顺治帝在皇极门（顺治二年改称太和门）向全国颁布登基诏书，正式宣布清朝定都北京，开始了长达260多年的统治。

面对李自成的农民军，多尔衮采取了坚决消灭的策略。李自成虽然在六月时积极准备反攻，但其力量在清军的压力下逐渐减弱。另一方面，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已在四川建立了大西国。同时，南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改年号为弘光，控制了中国南方的半壁江山，成为清军统一全国的一大障碍。

针对这种情况，多尔衮制定了“先礼后兵”的策略。他先后派遣叶臣、石廷柱、巴哈纳、马国柱、吴惟华等将领进攻山西，并于十月攻占太原，随后包围了陕西。与此同时，多尔衮还派遣大量降清的明官对南明君臣进行招抚，并试图说服南明阁臣史可法接受“削号归藩，永绥福禄”的条件。在南明派出的左懋第使团来到北京谈判时，多尔衮将其软禁，并没有给出明确答复。此时，清军已经占领山东，并在十月推进到苏北，与史可法的军队形成对峙。

在这一背景下，多尔衮认为已经具备了全面进攻农民军和南明政权的条件。因此，在十月，他先后命令阿济格和多铎率军出征，向农民军和南明福王政权发起战略总攻。多铎于年底取得了潼关之战的胜利，迫使李自成放弃西安并转移。多尔衮随即下令阿济格追击农民军余部，而多铎则继续南下。

到了1645年二月，农民军连遭失败。五月，李自成在湖北通山九宫山牺牲。此时，多铎的军队已经攻克扬州，史可法殉国。接着，清军渡过长江，南京不战而降，朱由崧被俘，弘光政权灭亡。这一系列的胜利让多尔衮相信天下已定，江山归一统。五月底，他表达了重行剃发令的愿望，六月初，正式向全国发布剃发令。然而，这一举措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抗。

七、权势煊赫

顺治二年（1645年），多尔衮被晋封为皇叔父摄政王后，其权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各种大礼场合，如围猎、出师等，王公贵族都要聚集等候传旨，并在多尔衮离开时“列班跪送”。即便是回到王府，也需要王公贵族送至府门。每逢元旦或其他庆祝活动时，文武大臣在朝贺顺治帝后，还需再去朝贺多尔衮。此外，在上朝时，多尔衮可以在午门内下轿，而诸王则需在午门外下轿。这一切表明，多尔衮实际上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同时期，清初政坛出现了复杂的情况。明末党争激烈，清初大量引用明朝旧臣，导致明末的党争问题在清朝政局中显现，并与满洲贵族内部的矛盾交织在一起。从1645年开始，围绕弹劾冯铨案形成了南北党争的核心内容。七月，浙江道御史吴达上疏弹劾阉党余孽，矛头指向冯铨及其党羽孙之獬等人。高层官员如洪承畴、金之俊等都是南方人，不太可能支持冯铨。多尔衮考虑到冯铨等人效忠满洲贵族，如果处罚他们可能会让南方官员得势，不利于清朝的统治。因此，多尔衮在犹豫了十天后，决定支持冯铨一派，仅将李森先革职，而对其他人并未深究。多尔衮通过这两派的斗争来达到以汉治汉的目的。

到了1646年五月，多尔衮认为顺治帝的信符存放在皇宫中，每次调兵遣将都需要奏请钤印，十分不便。于是，他将皇帝的玺印搬到了自己的府中收藏备用。从这一年起，多尔衮所使用的仪仗种类与皇帝相同，均为20种，只是数量上略少于皇帝。辅政王的仪仗则仅有15种，明显低于多尔衮，显示出多尔衮与皇帝的差距越来越小。

1647年以后，官员在奏书中如果将“皇叔父摄政王”称为“九王爷”，或者在称呼上遗漏了任何字眼，都将受到革职处分。而且，自此以后，在所有需要行礼的场合，“跪拜永远停止”，多尔衮无需再向顺治帝行礼。

1648年末，多尔衮的权力进一步扩张，变成了皇父摄政王。他不仅掌握了实权，还在礼仪排场上开始与皇帝比肩。多尔衮处理政务时不再谦恭请示，而是未奉皇帝旨意就以诏书的形式下达命令。他任人唯亲，任意罢免和提升官员。特别是他不让诸王、贝勒、贝子、公等进入朝廷办事，命令他们每日在自己的王府前候命。多尔衮的行为实际上已经与皇帝无异，这标志着他在权势上达到了巅峰。

八、身后荣辱

顺治七年（1650年），多尔衮的权势达到了顶峰。同年八月，他追尊生母乌喇纳拉氏为“孝烈恭敏献哲仁和赞天俪圣武皇后”，并将她祔享于太庙。然而，就在同年十一月，多尔衮在古北口外出猎时不慎坠马受伤。十二月初九（公元1650年12月31日），多尔衮因伤重不治，在喀喇城去世，享年三十九岁。

顺治帝闻讯后非常悲痛，亲自率领王公大臣身穿白色丧服前往东直门外五里迎接多尔衮的遗体。顺治帝下诏追尊多尔衮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并按照帝王规格举行丧礼。次年正月，多尔衮的正宫元妃博尔济吉特氏被尊为义皇后，并祔享于太庙。由于多尔衮没有子嗣，顺治帝赐予豫亲王的次子多尔博为多尔衮的嗣子，继承亲王爵位，其俸禄是其他亲王的三倍。此外，多尔衮的近侍詹岱和苏克萨哈被提拔为议政大臣。

然而，多尔衮去世后不久，他的政敌开始行动，揭露其所谓的“大逆之罪”。首先是处置了阿济格，随后恢复了两黄旗贵族的地位，并提升了两红旗的一些贵族。面对这样的形势变化，原本属于多尔衮阵营的两白旗大臣苏克萨哈等人也纷纷倒戈。在这样的背景下，先是惩办了罗什等五人，接着正式公布了多尔衮的十四条罪状，并追夺了他的一切封号和荣誉，甚至毁坏其墓葬，挖出尸体。紧接着，当权者又处罚了刚林、巴哈纳、冷僧机、谭泰、拜尹图等人。多尔衮多年来培养的势力迅速瓦解。

然而，多尔衮对于清王朝建立和发展的贡献是无可抹煞的。顺治十二年（1655年），吏科副理事官彭长庚和一等子许尔安分别上疏，赞扬多尔衮的功勋，但他们的言论并未被接受，反而遭到惩罚，被流放到宁古塔充军。

直到一百年后，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帝发布上谕，正式为多尔衮平反，追谥他为“忠”，并下令将其事迹补充入皇家家谱，并允许后代继承其亲王爵位，按照亲王级别的规格修复其墓园。这一举动标志着清廷对多尔衮的评价有了最终的定论。

结语

多尔衮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既是清朝入关初期的实际统治者，也是清朝统一中国的关键人物之一。尽管他的政策引发了诸多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多尔衮对于清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都有着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