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留良不仅继续从事时文评选工作，还编辑刻印程朱遗书，以帮助学者更好地理解这些经典。他通过时文评语表达自己关于“夷夏之防”和恢复“井田”、“封建”制度的政治主张。这一时期，吕留良还频繁出游，写下大量纪游诗，这些诗作大多富含强烈的反清意识，最终汇编成了《真腊凝寒集》。此外，他还结交了一批新的朋友，如黄虞稷、周在浚等，与他们之间的唱和诗都被收录在《零星稿》中。

四、拒仕为僧

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廷设立了博学鸿词科，试图通过这种方式笼络一批当时有名望的士人。在这种情况下，浙江地方官员首先推荐了吕留良参加选拔。然而，吕留良坚决拒绝了这一提议，最终得以免除参选。与此同时，与吕留良同时代的汤斌则欣然接受，并因此获得高官厚禄。

到了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廷为进一步拉拢和软化明朝遗民，再次征聘天下的山林隐逸之士。嘉兴郡守又一次推荐了吕留良。面对这样的压力，吕留良在无可奈何之下，选择了削发为僧，取法名耐可，字不昧，号何求老人。他前往吴兴埭溪的妙山，建造了风雨庵，隐居于此，并继续讲学，门人弟子众多。

尽管身处僧侣之身，吕留良仍然心系国家大事。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秋天，他与门人子侄三次游览南北湖，并按出游的日程写了一组纪游诗，编成诗集名为《东 将 诗》。随着清王朝的统治日渐稳固，吕留良心中复明的梦想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这让他更加愤世嫉俗。

吕留良的身体状况一直不佳，年仅四十多岁时，须发已经灰白，牙齿脱落过半。他自幼就有咯血的病症，每当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时就会发作。到了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吕留良重游杭州，期间所写的诗篇被收录进《欬气集》中。同年八月，吕留良因病去世，享年五十五岁。

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里，吕留良仍然坚持完成《朱子近思录》及《知言集》的补辑工作，并创作了《祈死诗》六篇。面对子侄和弟子们的劝慰，他回答说：“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就不敢不努力。”临终之际，他勉励门人要“细心努力为学”，并告诫后人要恪守“孝友大义”。在最后一刻，他突然说道：“我现在鼻息间的气息，只有出没有进。”门人们呼唤他“先生”，他回答：“人人都会这样！”声音虽半涩，但字字清晰。随后，他让众人退出房间，作揖告别了三四次。最终，吕留良从容地正了正面容，伸直双脚，叉手安详地离世。

吕留良去世的消息传开后，远近的士人都为之悲痛不已，认为这是学术界的一大损失。八月十七日，何商隐前来吊唁，泣不成声地说：“二十年的交情就此结束，伤心啊，伤心！”陈执斋、陆稼书为他撰文祭奠，黄宗炎作诗哀悼，查慎行也创作了《挽吕晚村徵君》诗。十一月二十九日，吕留良被安葬于识村祖坟（位于今天的留良乡识村东长板桥西侧）。

五、祸及后人

吕留良去世后，他的思想和学说仍然在民间广为流传。他的弟子及追随者曾静等人继续传播他的学说，试图延续吕留良的精神遗产。然而，这种传承最终引发了严重的后果。

雍正年间，曾静试图策动川陕总督岳钟琪反叛清廷，但计划败露。曾静被捕下狱，并供出了吕留良及其两位学生。尽管吕留良早已去世多年，但清廷依然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惩罚，不仅剖棺戮尸，还将他的着作全部焚毁。这一事件不仅针对吕留良本人，也波及了他的学生和后人，显示出清廷对任何潜在威胁的极端反应。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吕留良的冤屈逐渐得到了昭雪。辛亥革命后，随着清朝的覆灭，人们对吕留良的评价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浙江督军汤寿潜将西湖彭公祠改为崇祀三贤之地，吕留良被列为三位贤人之一，与另外两位明末清初的着名学者并列。

为了纪念吕留良，知县及地方绅耆为他修建了新墓，并在孔庙后方建造了一座纪念亭。蔡元培为此书写了匾额和对联，并立碑以示永久纪念。如今，在桐乡县境内有两个乡镇分别以其名号命名，分别是留良乡和晚村乡。此外，崇福镇还建有吕园，作为对吕留良的永久纪念。

值得一提的是，近代革命家邹容在了解到吕留良的事迹后，不仅表达了深深的敬意，还对当时受到清廷恩宠的汤斌进行了批评，称其为“驯 静 奴 隶”。邹容的这一评论，反映了他对那些未能坚守民族气节者的不满，同时也突显了吕留良在后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结语

吕留良的一生，是坚持文化理想与民族气节的一生。尽管遭遇了种种不幸，但他的精神却如同明灯一般，照亮了后世无数寻求真理与自由的心灵。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当更加珍视那些为文化传承与发展做出贡献的先辈们，同时也应该铭记历史，从中汲取前行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