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贫困起家

和珅的早年生活充满了艰辛与挑战。他于1750年出生在一个相对富裕的家庭，父亲常保是福建的副都统，这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并不低。然而，命运似乎并不眷顾这位未来的权臣。在和珅三岁时，他的母亲因难产不幸离世，留下了他和他的弟弟和琳。六年后，也就是和珅九岁时，他的父亲也因病去世，这使得两个年幼的孩子陷入了无依无靠的境地。

在这个关键时刻，是一位忠实的老家丁以及父亲的一位偏房（妾室）站了出来，保护了和珅兄弟二人，使他们免于被逐出家门的命运。这段经历无疑对和珅的性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或许正是这些早期的不幸遭遇，塑造了他日后对于权力与财富的渴望。

尽管家道中落，但和珅并没有放弃自我提升的机会。他勤奋学习，最终考入了咸安宫，这是一个专为贵族子弟设立的学习机构。在这里，和珅展现出了超群的智慧和对知识的渴望，他不仅掌握了满、汉、蒙、藏四种语言，还深入研读了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他的才华很快就被老师吴省钦和吴省兰所赏识，这两位老师对和珅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和支持。

1768年，也就是和珅十八岁的时候，他迎娶了直隶总督冯英廉的孙女冯氏为妻。这段婚姻不仅为和珅带来了家庭的温暖，也为他在官场上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次年，和珅参加了科举考试，但遗憾的是并未上榜。不过，他并未因此气馁，而是以文生员的身份承袭了三等轻车都尉的世职，这标志着他正式步入了仕途。

到了1772年，和珅被授予三等侍卫的职位，并被选为粘杆处侍卫。粘杆处是一个负责皇宫安全的机构，能够在这里任职，意味着和珅有机会接触到皇帝本人。1773年，二十三岁的和珅因为在乾隆帝面前展现了自己卓越的才学，终于获得了直接为乾隆服务的机会，成为了皇帝仪仗队的一员。

二、仕途顺风

从1775年开始，和珅的仕途犹如坐上了快车道，一系列令人瞩目的升迁接踵而至。这一年十月，和珅被擢升为乾清门侍卫，这意味着他可以更加接近皇帝，为他提供了更多的表现机会。仅仅一个月之后，他又被提拔为御前侍卫，并且被任命为正蓝旗满洲副都统。这个位置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荣誉，更标志着和珅已经成为了一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官员。

进入1776年，和珅的晋升之路更是势不可挡。正月，他被任命为户部右侍郎，这让他得以参与到国家财政管理的核心工作之中。紧接着，三个月之内，他又被授予了军机大臣和总管内务府大臣的头衔，这两个职位分别代表着国家最高级别的政务决策和宫廷内部管理的权力。到了八月，和珅又被调任为镶黄旗满洲副都统，这显示了他的影响力已经跨越了多个领域。

同年十一月，和珅被委任为国史馆副总裁，并且获赏了一品朝冠，这是对他贡献的肯定，也是对他身份地位的进一步确认。到了年底，他还被赋予了总管内务府三旗官兵事务的重任，并被特许可以在紫禁城内骑马，这在当时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特权，通常只有最受尊敬的大臣才能享有这样的待遇。

1777年，和珅继续在官场上稳步前进。六月，他被任命为户部左侍郎，并且暂时兼任吏部右侍郎。到了十月，他还兼任了步军统领的职位，这意味着他除了处理政务之外，还负责京城的安全保卫工作，进一步巩固了他在朝中的地位。

然而，仕途并非总是一帆风顺。1778年，因为吏部尚书永贵的弹劾，和珅因失察而被降两级留用，但这并没有阻止他继续发挥影响力。相反，他被指派监督崇文门税务，并总管行营事务，这些职务虽然涉及具体的行政管理，但也同样重要。

到了1779年，和珅再次受到了重用，被命在御前大臣上学习行走。这个安排实际上是一种预备性质的职务，意味着和珅距离成为真正的御前大臣仅一步之遥。通过这种方式，和珅得以更加密切地接触乾隆帝，了解皇帝的心意，从而更好地执行皇上的命令。

三、连遇贿案

和珅在担任侍郎期间，很快就遇到了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次重大考验。一名叫做安明的笔帖式（相当于今天的秘书或助理）希望得到晋升，并为此向和珅送礼。最初，和珅保持着清廉的作风，拒绝接受任何贿赂，并承诺会帮助安明向上级推荐。和珅的确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向尚书丰升额推荐了安明，后者顺利升任为司务。

安明为了感谢和珅的帮助，送给他一颗玉作为酬谢，但和珅再次拒绝接受。然而，就在安明刚刚升职不久，他收到了一封来自家乡的信，信中提到他的父亲已经去世，按照清朝的规定，他应当回家守孝三年。考虑到刚刚获得的职位，安明不愿意放弃眼前的机会去守孝，因此选择隐瞒父亲去世的消息。

不料，此事被尚书丰升额发现，并联合权臣永贵一起弹劾和珅，指责他包庇安明。然而，和珅事先得到了永贵之子伊江阿的通风报信，因此提前准备了应对措施。他草拟了两份奏折，一份呈递给军机处，另一份则留在手中。当永贵在朝堂上提出弹劾时，和珅立即拿出准备好的奏折，主动承认自己对安明的行为失察，并请求处罚。

乾隆帝在听取双方陈述后，表示自己已经收到了军机处呈交的和珅关于安明的弹劾奏折，这表明和珅并没有蓄意包庇安明。因此，乾隆帝决定将安明处以极刑，并籍没其全家财产，而和珅则因为失察被降两级留用。这一事件虽然让和珅逃过了更大的责罚，但也使他与权臣永贵之间产生了裂痕。

到了1780年，云南按察使海宁揭发了大学士兼云贵总督李侍尧涉嫌贪污的案件。乾隆帝随即下令，由刑部侍郎喀宁阿、和珅及钱沣前往云南调查此案。最初，调查工作进展缓慢，直到和珅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手段，拘捕并审问了李侍尧的管家赵一恒。在严刑逼供之下，赵一恒最终供认了李侍尧的种种不当行为。和珅随即召集了云南当地的主要官员，公开了赵一恒的供词，使得原本支持李侍尧的官员们纷纷转变立场，加入到指控李侍尧的行列。

通过这些手段，和珅成功地搜集到了足够的证据，迫使李侍尧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罪行。此案的审结不仅确立了和珅在处理复杂案件方面的声誉，还使他获得了进一步的晋升，被提升为户部尚书，并在议政大臣处行走。不久之后，和珅又升任为御前大臣，并补镶蓝旗满洲都统。

四、利欲熏心

和珅，这位清朝乾隆年间的权臣，其仕途生涯充满了复杂与争议。在李侍尧案的处理中，和珅不仅展现了其敏锐的政治嗅觉，还趁机私吞了巨额财产，加之乾隆帝的赏识与厚赐，使他初尝权力与财富的巅峰滋味。随着地位的稳固，和珅的野心日益膨胀，他逐渐从清廉自守转向了贪污受贿、结党营私的道路。

长子丰绅殷德与皇家联姻，更是为和珅家族带来了无上的荣耀与便利，百官争相攀附，进一步助长了和珅的嚣张气焰。面对朝中的非议与排挤，特别是安明案后的连续弹劾，和珅心中种下了对文官的仇恨，这成为他日后残酷打压文人派的重要原因。

就任四库全书馆正总裁后，和珅利用职权大兴文字狱，对敢于批评或反对他的文人进行残酷打压，甚至不惜捏造罪名，将他们投入牢狱，甚至处死。同时，和珅还深入科举制度，通过控制考试流程，收取贿赂，形成了“价高者得”的恶劣风气，严重破坏了人才选拔的公平性。士子们为了求得功名，不得不向和珅行贿，导致乾隆末年的科举制度几乎被和珅一人所操控，士子之中流传着“几出和门”的说法，反映了当时科举制度的黑暗与腐败。

五、野心膨胀

在经历了安明事件之后，和珅的仕途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反而因为处理李侍尧案有功而进一步稳固了自己在朝中的地位。随着权力的增长，和珅的野心也随之膨胀。1778年七月，他将目标转向了另一位朝廷重臣阿桂的儿子阿迪斯，控告阿迪斯贪赃枉法，并将阿迪斯逮捕解送至京城进行审问。

和珅将阿迪斯贪污所得的金银八箱呈献给乾隆帝观看，此举激怒了乾隆，导致乾隆下令将阿迪斯发配至伊犁充军，并对其父阿桂进行连坐，阿桂也因此被降两级留任。这一事件显示了和珅在处理这类案件时的果决和手段，同时也反映出他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打击潜在的对手。

阿迪斯事件之后，和珅并没有停止他的行动。他开始针对朝廷中的武官，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来削弱他们的势力。这一系列的动作引起了乾隆的关注，乾隆帝下令需要对这些案件进行严格查办。然而，和珅并没有因此收敛，而是继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不久之后，黄枚案爆发，这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黄枚是阿桂的义子，年轻有为，早年中进士，后任职浙江省平阳县知县。此次案件是由窦光鼐告发黄枚贪赃枉法引发的。面对窦光鼐的指控，黄枚反过来控告窦光鼐存在“刑逼书吏、恐吓生监、勒写亲供状”等行为。事态升级，窦光鼐甚至以死相谏，显示出他对黄枚行为的极度不满。

在此背景下，和珅上奏乾隆，指出黄枚确实存在贪污行为，并暗示阿桂有包庇嫌疑。乾隆帝对此高度重视，下令彻底调查黄枚案。经过查证，发现黄枚家中的财产高达十二万两白银，足以证明其贪污的事实。最终，黄枚因贪污证据确凿而在当地被执行死刑。

在处理黄枚案的过程中，和珅和窦光鼐因为举报有功而各自被升一级。然而，对于阿桂而言，虽然他因黄枚案受到牵连，但由于他正在外领军作战，对国家有功，因此并未受到实际的惩罚。这一事件再次凸显了和珅在处理此类案件时的手腕和策略，同时也显示了他在朝廷中的地位愈发稳固。

六、镇压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