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秉章首先分析了敌情，发现李、蓝太平军采用“分兵略地”的战术，试图在四川各地建立根据地。基于此，骆秉章制定了集中兵力分别击破的策略，并运用反间计策来削弱敌人内部的团结。在战斗过程中，蓝朝鼎部下的重要文书黄鼎叛变，这给了骆秉章一个宝贵的机会，他借此掌握了太平军的所有军事部署信息。

咸丰十年（1860年）农历九月五日，骆秉章指挥的清军对太平军发起了猛烈的围攻。在激烈的战斗中，太平军被迫退守丹棱，清军步步紧逼，尽管有一部分太平军成功突围，但蓝朝鼎在战斗中英勇牺牲。骆秉章随后调整战术，将主力集中在铁山根据地周围，利用川军和湘军的力量封锁四周，并利用地理优势引环龙河水淹没太平军据点，进一步削弱了敌人的抵抗能力。

到了同治元年（1862年）农历闰八月二十五日，骆秉章对太平军发起了最后的总攻。在激烈的战斗中，李永和在突围时战死，至此，李、蓝太平军的主力被彻底消灭。这场历时一年多的艰苦战斗，终于以清军的胜利告终。

骆秉章在这次战役中的表现得到了清廷的高度认可。由于其显着的军功，骆秉章在当年的京察中被赏加太子少保衔。

五、灭石达开

同治二年（1863年），太平天国的重要将领石达开决定从云贵边界向四川发起进攻。石达开意图通过夺取四川来稳固其在西南的地位，并寻求进一步的发展空间。然而，他并没有预料到的是，清军已经在四川做好了严密的布防，准备迎接他的到来。

农历三月二十七日（公历5月14日），石达开率领三四万太平军抵达紫打地，准备横渡大渡河，进而直取成都。然而，由骆秉章策划的防御体系已经准备就绪，清军、湘军以及土司的“夷兵”组成了一个坚固的防线，严阵以待。

农历四月初四（公历5月21日），石达开的部队开始尝试渡过大渡河。当太平军的筏子处于河流中心，即一半的兵力已经渡过河流时，骆秉章指挥的清军突然发动了攻击，使用枪炮对太平军进行了连环袭击。由于突然袭击，加上河流湍急，石达开的部队遭受了重大损失。

到了农历四月十二日（公历5月29日），清军成功夺取了马鞍山，切断了太平军的粮食供应线，使得石达开的部队陷入了绝境。面对这样的局面，石达开决定尝试与骆秉章谈判，以个人的生死换取部下的生存机会。骆秉章同意了石达开的要求，并派遣杨应刚前往石达开的大营进行游说，试图说服石达开放弃抵抗，解甲归田。

石达开见大势已去，无奈之下与骆秉章签订了协议。然而，在石达开投降后，骆秉章并未遵守承诺，反而将石达开逮捕。石达开的部下在缴械投诚后，大部分被遣散，但仍有约两千人在大树堡寺庙被安置。令人遗憾的是，骆秉章在一个夜晚将这部分人全部剿灭。

六、炙手可热

同治二年（1863年），随着石达开的被捕和最终在成都被凌迟处死，骆秉章在西南地区的影响力达到了顶峰。石达开的失败和处决，不仅象征着太平天国运动在西南方向上的终结，也标志着骆秉章个人威望和地位的空前提升。为此，清廷再次嘉奖骆秉章，授予他太子太保的荣誉职务。

到了同治三年（1864年），随着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今南京）的陷落，清廷开始了大规模的论功行赏。骆秉章因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的贡献，被加恩赏赐一等轻车都尉的世职，并被赐予双眼花翎，这是一项极高的荣誉，象征着他作为清廷功臣的地位。

随着地位的提升，骆秉章的职责也随之增加。同治六年（1867年），他被晋升为四川总督，并兼任协办大学士，成为当时政坛上的一位重量级人物。这一时期，骆秉章的政治影响力甚至超越了他的行政辖区，扩展到了整个西南乃至全国范围。朝廷在制定重大政策时，会咨询骆秉章的意见；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等省份的重要人事任命和政务安排也会事先征求他的看法。骆秉章与曾国藩并称为当时清廷的两大支柱，他们的意见对清廷决策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骆秉章的声誉不仅体现在政治领域，也体现在他对于地方治理的贡献。在西南地区，骆秉章推行了一系列旨在恢复社会秩序和发展生产的政策，包括整顿吏治、减轻赋税、兴修水利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的困境，赢得了民心。

然而，多年的辛劳征战也使骆秉章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特别是眼疾日益加重。骆秉章多次上书请求辞官归乡，但皇帝考虑到他“老成硕望、调度有方”，始终未予批准，反而要求他“力疾视事”，仅给予了短暂的假期以供休养。

七、病逝任上

同治六年（1867年）农历十一月十七日（公历12月12日），骆秉章因病去世，享年74岁。他的逝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同时也是对其一生功绩的总结。清政府为了表彰他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平定西南地区动乱中的贡献，追赠他为太子太傅，并允许将其灵位入祀良祠，赐予他“文忠”的谥号，以示对其品德和功勋的肯定。

骆秉章去世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四川乃至全国，引起了广泛的哀悼。民众自发地举行了各种悼念活动，市场停业，人们穿着白色丧服，以此表达对这位深受尊敬的地方官的哀思。当骆秉章的灵柩经过街道时，哀悼之声连绵不断，场面极为感人。由于悼念活动的规模过于宏大，官府担心可能出现失控的情况，因此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但这反而引发了民众的不满，几乎酿成了一场风波。

《清史稿》中对骆秉章逝世后的民众反应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四川人民感激他为平息叛乱、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所做的努力。在民众心中，骆秉章的形象如同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和唐代的韦皋一般崇高，被视为能够拯救百姓于苦难之中的英雄。这种赞誉不仅仅是对骆秉章个人的敬仰，更是对他治理四川期间所取得成就的认可。

事实上，骆秉章在四川的治理确实得到了广泛的好评。他在任期间，不仅平定了动乱，还积极推动了地方建设和发展。通过整顿吏治、减轻赋税、兴修水利等一系列措施，他为恢复四川的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努力使得四川在经历了长期动荡之后，逐渐走向稳定和繁荣。

骆秉章逝世后，不仅四川，连湖南的民间也自发地建立了祠堂，供人们瞻仰和纪念。这些祠堂不仅是对骆秉章个人的纪念，更是对他在动荡年代中所展现出来的领导能力和奉献精神的颂扬。无论是湖南还是四川的百姓，都将骆秉章视为民族英雄和道德典范，他的事迹和精神影响了几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