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群体的冲动、易变和暴躁。所有刺激因素都对群体起支配作用，它的反应会不断发生变化——群体不会预先思考——种族的影响。2．群体轻信且易受暗示。群体受暗示的左右——它把头脑中出现的幻觉当作现实并接受——为何这些幻觉对于组成群体的个人来说都是相同的——群体中有学识的人和无知的人没有区别——群体中的个人被幻觉所控制的具体实例——历史巨作的价值微不足道。3群体情绪的夸张和单纯。群体绝不允许怀疑或不确定——它们在感情上总会走极端。4群体的偏执、专横和保守。这些感情的原因——群体在面对强权时卑躬屈膝——群体一时的革命本能并不能妨碍其极端的保守——群体本能地反对改变和进步。5群体的道德观。群体的道德或许会比组成群体的个人更低劣或更高尚——解释和实例——群体很少被利益的考虑所指引——群体的道德净化作用。

在笼统地说明了群体的主要特点之后，我们再来详尽地学习一下这些特点。

需要指出的是，群体之中有不少特点，如冲动、急躁、理性的匮乏、缺乏判断和批判精神、夸大感情等，这些特点通常能够在属于低级的进化形式的物种中观察到，例如妇女、野蛮人和儿童。但是，这一点我只是说说而已，对于它的阐述并不在这部作品的讨论范围内。况且，这对于那些熟知原始人心理的人来说毫无用处，也很难让那些对于这一问题全然不知的人深信。

现在，我开始按部就班地对能够在大多数群体中观察到的不同的特点进行分析。

1群体的冲动、易变和暴躁

当我们研究一个群体最基本的特点的时候，我们阐述了这些特点几乎全部由无意识的动机引导。它的行为受到的来自脊髓的影响要比大脑的影响还要深远。在这种情况下，群体同原始的物种十分相似。从行动的施展情况来看，他们表现得非常出色，不过，他们不是受大脑支配的，个人是在刺激因素的影响下来决定自己的行动。所有令人激动的外界因素都对群体起支配作用，并且它的反应会不断发生变化。群体是刺激因素的奴隶。孤立的个人就像群体里的人一样，服从于同样的刺激因素，但是，他的大脑会把被冲动指示的不明智之举展现在他的眼前，因此，他会约束自己不受其他因素的控制。从心理学的观点来讲述这样的事实就是：孤立的个人拥有掌控自身反射作用的能力，而一个群体则缺少这种能力。

依照他们的刺激因素来看，那些群体所服从的各种冲动可以是慷慨的或残酷的、大无畏的或是懦弱的，但是这种冲动总是很强烈，因此个人的利益，甚至是自我保护的利益并不会主宰他们。作用在群体上的刺激因素有很多种，而群体总是服从于它们，因此，群体会变得极端易变。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我们发现，群体可以在一段时间里从最残忍的残暴转变为最极端的慷慨和英雄主义。群体或许可以轻而易举地扮演一个刽子手的角色，也很容易扮演一个烈士的角色。群体为了保证每一种信仰的胜利，不惜血流成河。我们没有必要回到英雄的年代去了解群体在这方面能做出什么事情。在革命暴动中，它们从来不会珍惜自己的生命，就在不久之前，一个突然之间名声大噪的将军，可以轻而易举地让成百上千的士兵在他的一声令下，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

因此，群体不会做出任何预先设想。他们或许会接连受到最对立的情感的激发，但是他们总是会受到刺激因素的影响。他们就好像是暴风吹卷起来的树叶，向各个方向散播，然后落下来。当我们随后在研究某些革命群体时，我们会给出他们感情多变的例子。

一个群体不仅仅是冲动的、具有可变性的。它就像一个野蛮人，并没有准备好承认任何介于渴望和实现渴望之间的障碍，它并不具备理解这种中间障碍的能力，因为数目上的强大会让它认为自己具有坚不可摧的力量。不可能的概念在群体中的个人的思想里消失了。孤立的个人完全清楚，只靠他自己是不可能放火烧掉宫殿或抢劫商店，倘若他被诱惑所驱使，他也能够很轻易地抗拒这种诱惑。不过在成为群体的一员之后，他能够意识到人数所给予的力量，这已经完全能够让他产生杀人抢劫的想法，而且会在一瞬间屈服于这种诱惑。一个始料未及的阻碍会被狂热的激动情绪所摧毁。人类的有机体能产生永恒的狂热激情，我们可以说，那些愿望受到阻拦的群体所创造的正常状态，就会是这种狂热激情的状态。

种族最基本的特点构成了我们一切情感的不变来源，它总会对群体的易怒、冲动和多变产生影响，就好比它会影响到我们将要研究的大众感情一样。毫无疑问，所有的群体总是易怒和冲动的，但是，不同的群体之间的程度会有所不同。例如，拉丁民族的群体和英国人的群体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最近法国历史上发生的一些事件为这一观点带来了生动的说明。25年前，单单一份关于某位大使受到侮辱的电报被公之于众，就足以令群众激奋，随后，立刻引发了一场可怕的战争。几年之后，一份关于谅山无关紧要的失败的电报引发了争论，并且令政府在一瞬间就被推翻了。与此同时，英国的远征部队在喀土穆遭遇到更严重的失败，却只在英国本土产生了轻微的情绪，甚至政府官员都未被解职。世界上各个地方的群体都具有女性的特点，但是，拉丁群体是所有群体中女性特点最为出众的一个，凡是赢得他们信任的人，命运会马上发生改变。不过这样做，等于无止境地在悬崖峭壁上漫步，终有一天会坠入深渊。

2群体的易受暗示和轻信

我们在定义群体的时候，曾经说过，它们最为普遍的特点之一就是非常容易受到别人的暗示，我们还指出了在所有的人类群聚中暗示的传染性到底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个事实解释了一个群体在确定的方向上情感的快速转变。然而，一个群体或许会认为这无关紧要，群体通常都会处在一种渴望被其他人注意的状态之中，这会致使它很容易被暗示。最初被指定出来的暗示，在传染的过程当中，迅速地进入群体所有成员的大脑之中，群体情感的相同倾向会很快成为一个既成事实。

正如所有处于暗示影响下的人的例子那样，那些进入大脑的想法很容易转化为行动。无论这种行动是放火烧掉宫殿还是自我牺牲，群体都会为此赴汤蹈火。这全都要取决于刺激因素的特性，而不再像孤立的个人那样，取决于被暗示驱使的行动和所有理由之间的关联，后者或许会极力阻止这一行动的实现。

于是，群体会永久地漫游在无意识的领地，随时准备服从于所有的暗示，表现出对理性的影响毫不感兴趣的生物所特有的激情，它们被剥夺了批判能力，除了极端轻信于别人之外再无其他的可能。在群体中，不可能的事情不会存在，要想理解那些创造和传播最不可能实现的传奇和故事的能力，我们有必要将这一点熟记于心。

一些可以在群体里轻易传播的传说之所以能够产生，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极易被轻信，还因为事件在人群想象中，发生了非凡的曲解的结果。在群体的观察之下，最简单的事件也会很快得到彻底的改变。群体是用形象来进行思考的，这些形象本身立刻就会产生一系列跟第一个形象之间没有任何逻辑关联的形象。我们能够通过在脑海中思考任何事物所产生的连续的幻觉，来感知这一思想状态。我们的理性告诉我们，在这些形象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但是群体却会完全忽视这一事实，将由曲解的想象力所引发的幻觉同真实事件混淆在一起。群体很少能够将主观和客观区分开来。它会把从脑海中被唤起的景象也当作现实，尽管这些景象同被观察到的事实之间往往只有微不足道的关系。

群体曲解任何事件的方式，看上去似乎种类繁多而且彼此之间各不相同，因为组成群体的个人都拥有着非常不同的脾气秉性。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作为互相传染的结果，曲解的作用是相同的，它在群体的个人中间呈现出了相同的状态。

群体中的某个人对真相的首次曲解，是传染性暗示的起点。在耶路撒冷墙画上的圣乔治呈现在所有十字军士兵的面前之前，那些出现在现场的人们中间肯定有一个人首先感受到了他的存在。在暗示和互相传染的作用下，一个由个人捏造出来的奇迹，很快就会被所有人接受。

这种群体幻想的机制总是频繁地出现在历史当中。那些幻想看起来像是具备所有公认的真实性特点，因为它们是被成千上万人观察到的现象。

要想争论之前所阐述的观点，组成群体的个人的智力品质就不能被考虑进去。这一品质没有什么重要性可言。从他们组成群体的那一刻起，那些有学识的人就跟那些无知的人一样失去了观察的能力。

这种理论似乎说不太通。倘若想除去人们心中的质疑，那么必须研究大量的历史事实，想要达到这个目的，即便写下数部著作也是不够的。

但是，我不希望将读者置于尚未证实的断言之下。因此，我想列举几个例子，它们都是从被引入的众多的事例中随机挑选出来的。

下面的事例是它们当中最为特殊的一个，因为它是从使群体成为受害者的集体幻觉中被挑选出来的，其中既有最无知的人，也有最有学识的人。海军上尉朱利安?费利克斯在他的著作《海流》一书中提到了这件事，《科学杂志》在之前也曾加以引用。

护航舰“贝勒?波拉”号在外海航行着，意图寻找在一场猛烈的暴风中同它分开的巡洋舰“波索”号。那是一个阳光充足的白天。突然之间，巡逻的海员发现了一个失事船只发出的求救信号。顿时船上所有的人都朝着发出信号的地方看去，所有官兵都清晰地看到一只由小船拖动着的载着许多人的木筏船，好一幅令人绝望的情景。然而，这一景象只不过是一种集体幻觉。

德斯弗斯上将将一条小船放到了海里，准备去营救失事船只上的船员。就在快要接近失事船只的时候，船上的水手和军官看到了“许许多多活着的人，他们纷纷伸出手臂，听到了许多哀号声”。当小船上的人到达目标所在地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个所谓的失事船只不过就是一些覆盖着树叶的树枝而已，这些树叶都是从附近的海岸上冲刷过来的。当这一迹象被察觉时，幻觉才消失了。

在这一例子当中，我们解释过的关于集体幻觉的机制是完全行得通的。一方面，我们看见一个在期待中观望的群体。另一方面，是巡逻的海员发出海上有失事船只信号的暗示。在相互传染的过程中，这一暗示被所有船员接受。

将眼前所发生的事情进行曲解，用与毫不相干的事物代替事实，当一个群体里出现这种情况，不一定需要人数众多。只要少数的个人聚集在一起就能组成一个群体，即使他们都是非常有学识的人，在他们的特长之外一样会呈现出群体的特征。在每个人独立存在的时候才有的观察的能力和批判精神很快就会消失。一个有独创性的心理学家达维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同我们现在所谈论的问题相关的非常奇妙的例子，近期的《心理学年鉴》援引了这一事例。达维先生将一群非常出众的观察家聚到了一起，他们当中有最杰出的英国科学家之一华莱士先生。在允许他们检查了物体，并且依照他们的意愿做上标记之后，达维先生在这些人的面前演示格式化的精神现象：显灵，并且让他们记录下来。在这些杰出的观察家陆陆续续写下记录之后，他们一致承认这些所展示的现象只能通过超自然的方法获得，然后，达维先生告诉他们，这些现象不过都是一些超级简单的小把戏造成的结果。

《达维先生的研究中最令人吃惊的特点》的作者写道，“这些小把戏本身并不是那么令人感到惊叹，而是那些亲眼看见的外行人所记录的报告的极端不真实。”他说道：“显然，众多目击者也会给出完全不正确的条件关系，但是结论是，如果他们的描述被看作准确的表述的话，他们所描述的现象就不能用骗局去解释。达维先生发明的方法非常简单，人们对于达维先生竟然有如此的勇气去实践这种方法感到震惊。不过他拥有凌驾于群体思维之上的力量，他能让他们相信，他们看到了一些自己并没有看到的事物。”我们碰到的还是催眠师控制被催眠者的力量。由此可见，在高度秩序的大脑下，在预先持怀疑态度的人当中，这一能力也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那么，它可以轻易欺骗普通的群体，也就能够被人们理解了。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就在我写下这些字句的时候，报纸上满篇刊载的都是两个小女孩被发现在塞纳河溺死的新闻。有五六个目击证人用最稳妥的方式认出了这两个女孩。他们所有的证言都完全一致，没有给预审法官的思想里留下任何怀疑的空间。他草拟了死亡证明，不过就在这两个小女孩将要被埋葬的时候，一个偶然事件让人们发现，本来以为死了的人还活着，而且，她们同那些溺水身亡的人没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如同在前面所引用的例子一样，第一个目击者所看到的是一个遇难者的假象，他的证词对其他目击者产生了影响。

在这类事情当中，暗示的起点总是由一个或多或少拥有模糊回忆的个人所产生的幻觉，随即产生的传染性则是这一最初的幻觉假象的结果。如果第一个观察者是一个极易受影响的人，他完全会坚信他辨认出的尸体，有时会呈现出——除了所有真实的类似处之外——她的身上呈现出了一些特征，譬如一处伤疤，或是一些让其他人能够产生共鸣的细节。因此，那个能够产生的共鸣就会成为一种肯定过程的中心，它会入侵人们的理解力，让所有的批判能力瘫痪。那么，观察者所看到的将不再是目标本身，而是在他的脑海里唤起的形象。在这起发生在过去的，最近又被报纸重提的新闻当中，孩子的亲生母亲认错自己的孩子，由此可以得到解释。在这种情况下，一定可以找出我之前所指出的两种暗示。

其他的孩子认出了这个孩子，但是他搞错了。于是，一系列没有根据的辨认过程便开始了。

一件非常离奇的事情发生了。就在同学认出了尸体的第二天，一个妇女大叫道：“我的上帝啊，这是我的孩子！”

她被带到了尸体的旁边，她检查了衣服，并且发现了尸体额头上的一处伤疤。“我很确定，”她说道，“我的儿子在去年的七月份失踪了，他一定是被人拐走杀害了。”

这个妇女是福尔街的看门人，姓夏凡德雷。她的表弟也被叫了过来。当问到他时，他说道：“他就是小费利贝。”许多住在福尔街的人都认为这个在拉弗莱特找到的孩子就是费利贝?夏凡德雷，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个是孩子的同学，他根据孩子随身佩戴的一枚奖章认出了他。

不过，邻居们、表弟、同学还有那位妇女都搞错了。六个星期之后，这个孩子身份被查明了。他是波尔多人，他在那里被人杀害了，又被人运送到了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