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一年五月二十七日，判决出炉，在重重压力下，日本大审院特别审判庭毅然下判：被告津田三藏犯下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谋杀未遂罪，处以终身苦役。

判决一出，司法独立于行政权，初现端倪，外交大臣青木周藏、内务大臣西乡从道、法务大臣山田显义三人由于插手司法东窗事发，相继宣布辞职。而事前态度强硬的俄罗斯苦于国力日衰，战争准备严重不足，只能吞下苦果，借口皇太子尼古拉伤势不重，日本天皇亲自看望，日本政府多次诚恳道歉，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后人赞扬儿岛惟谦为日本司法守护神，为日本司法独立奠定了根基，高举司法独立大旗的日本，借势与英法美等多国修改不平等条约。此案对于日本司法权最终摆脱行政权宰割操控，以及《明治宪法》引进的三权分立制衡得以落实，影响更为深远。

但有学者指出，本案根据日本刑事诉讼法，理应由案件发生的大津地方法院进行审判，却由最高法院组成特别审判庭进行审理，与法不合。大审院院长儿岛惟谦未亲自参与审判，却向主审法官发出裁示，也与司法独立的精髓——法官独立，存在不小差距。

至于刺客津田三藏本人，则被发监于北海道钏路监狱，同年九月二十九日病死狱中，死因是急性肺炎，疑点重重，至今仍有人认为可能系政府谋杀。

大津案四年后，日本再度发生震动国际的清朝重臣李鸿章马关遇刺案。刺客小山半太郎用手枪击中李鸿章，导致他面部受伤，明治天皇大怒，下达敕语“严戒不逞”。首相伊藤博文密派特使，要求将犯人判处死刑，但负责审理的山口地方法院的法官鹤冈琢郎仍然“冒天下之大不韪”，依法将犯人判为无期徒刑。

在幕府的长期统治下，日本国民习惯于专制余习，进退俯仰唯政府之命是从，不知权利义务为何物，日本司法为何能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成功？

原因无他，明治维新后，日本展开急行军式的近代化开发，全盘西化，从西方引进先进科技、武器、文化，特别是法律思想及制度。根据学者尾佐柱猛统计，一八六九年到一八八九年，日本翻译西方法律著作五百余部，大量法学名著改编进入中小学课本，权利、自由、民主思想深入人心。一八七一年，日本设置司法省，同年设立东京法院，一八七五年创立大审院，一八八零年，参照《法国刑法典》的日本刑法率先问世，首次确立罪刑法定原则，废除旧律中罪名模糊的“不应为罪”。

一八八九年，明治天皇颁布日本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明治宪法》，一八九零年推出《行政裁判法》与律师法前身的《代言人规则》，一八九八年实施《日本民法典》，次年诞生《明治商法》，六法全书为标志的法治体系粲然大备。

大津案中日本大审院院长儿岛惟谦面对内阁的压力，面对亡国的压力，曾拍案而起，掷地有声地说：“日本若因此而亡国，那就让它亡国吧，至少世人将记得日本曾是一个司法独立的国家。”

日本法治精神之先进，日本法律人之魄力，真令人神往不已。

注：这一章全是水货，但又实在很想写，素材主要取自于百度百科、网易新闻、百度贴吧等地方，再加以糅合，这一个故事当时对我的震动很大，如果我国司法界也有此等人物，何愁不能做到真正的依法治国，而不是挂羊头卖狗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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