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安心决定结婚，我们把我们的决定告诉了我们的家人。我们同时决定，要与我过去梦想中那浩浩荡荡的迎亲场面完全相反，我们的婚礼要简单，秘密，不事声张，不邀请任何亲友和任何嘉宾。这个婚礼的参加者只有三个人，安心，我，还有小熊。

但我们没有决定婚礼举行的地点，关于地点我们争论不一。

我主张在北京，就在我们现在的家里。这个家不仅是我们的居所，而且理所当然地，将成为我们的新房。而且，仔细想想，它还是我们爱情的诞生地。正是在这个小小的客厅里，我们共同度过的那些一述平生的不眠之夜，发掘了我们彼此的爱意。

安心的主张则有些犹疑不定，开始她希望在老家清绵，后来又想去南德，但这两个地点显然都不适合。去清绵举行婚礼因为有她的父母和那么多乡里乡亲，显然无法做到简单秘密。而且，安心父母也未必愿意女儿在这么多父老乡亲面前带着个孩子举办婚礼，这对他们来说当然不是个有面子的事情。去南德结婚更不现实。因为安心是经组织决定隐姓埋名改头换面离开南德的，现在要是大模大样地回去而且还要操办喜事的话，那不是有毛病吗？她的组织肯定不会同意的。而且在熟人多的地方办喜事怎么可能不招摇，不张扬，悄无声息？

在婚礼的地点没有商妥之前，我们做出一个决定，那就是，我和安心一起，先回一趟云南。

因为我们必须回一趟云南。我们要是想结婚就必须到安心的户口所在地去开一张证明，这是到民政机关办理婚姻登记必备的手续。

我们选择了四月阳光明媚的一个普通的日子，带着我们的孩子小熊，买了去昆明的火车票，动身启程。这次出门远足在我们的心情上，几乎就是一次幸福快乐的蜜月旅行。

京昆线上风光无限，我们情绪高涨，一路有说有笑，其乐无穷。特别是小熊，那时说话的能力突然大见长进，每天都有新词儿从他咬字不清的嘴里蹦出来，把大人搞得一惊一乍。特别有意思的是，谁也没有教他，他居然能毫不犹豫地自然而然地冲我叫爸爸。他第一次叫我爸爸的时候吓了我一跳，我扭脸对安心说：“我操，你听他叫我什么呢？”安心装傻反问：“叫你什么？”我疑心道：“是不是你教的？”安心马上矢口否认：“我从来没有强迫你当他爸爸的意思，我干吗要教他。”我说：“你不是没听见吗。”安心一愣，然后一笑。

我也一笑。

其实，在我和安心的关系中，一个最敏感、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小熊，就是我和小熊的关系。这问题显然是安心最担忧最关注的，也是我最要注意、最要小心处理的。应该说，小熊是个招人喜欢的孩子，但喜欢他逗逗他跟长期和他生活在一起，承担起类似于父亲的责任，完全是两回事，感觉完全是两样的。在大家都高兴的时候，孩子是个气氛，他会制造欢乐并使这个家更有家味儿。在大家都没情绪的时候，特别是在我心里烦躁而小熊又不听话的时候，我会情不自禁地讨厌他。比较复杂的是，我必须隐藏我的脸色，在小熊又哭又闹蛮不讲理的时候我也必须忍气吞声，更不能打他骂他，连大声的教育都不行，原因只有一个，我不是他的亲爸爸！尽管安心一再说，杨瑞他不听话你该骂就骂该打就打，可要是我真骂了真打了她又该心疼了。光心疼还没什么，弄不好她会疑心我对孩子不亲。怎么叫亲呢？安心对小熊的某些亲法简直就是娇纵，我本来就不赞同的。而且，就算我是他亲爸爸，爸爸和妈妈管孩子的角色和角度本来就应该不同。可恰恰因为我不是他亲爸爸，所以在对待小熊的态度上我不能表现得与安心有任何不同！

我总是这样告诉自己，重要的不是我如何教育孩子，而是如何首先让孩子接受我。所以孩子突然叫我爸爸我多少有些惊喜，我把这事看做是孩子主动向我示好，因此我作为大人理应做出积极的反响。我的反响就是在这个旅途中把父亲为孩子任劳任怨的那一面，尽情地表演出来。

我对小熊越好，安心就对我越好，我和小熊稍有，或可能有矛盾的时候，也是安心最紧张的时候。为此我不得不整天全神贯注地呵护及讨好小熊，再困再累只要小熊要跟我玩儿我装也要装出乐此不疲的样子来。这个样子有时让我幸福有时让我挺累。面对孩子我才发现自己真是长大了，懂得了克制和责任，不能像过去那样高兴不高兴都挂在脸上，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

我们在昆明玩儿了一天半，看上去像合家旅游似的。旅游是一件大家都高兴的事，我得尽量让安心和小熊都能开心，因此事事顺着他们。我从小到大，脾气从没这么好过，除了在石林逛商店时和安心发生了几句小小不然的口角外，我觉得自己已经俨然是这世界上最优秀最难找的丈夫和父亲。

在石林的几句争执是因为一个叫陈晓东的家伙。搞不清他是还是台湾还是什么地方出品的一个流行歌星，我以前没想到安心这样正统的女孩，也会俗到迷恋这种完全是刻意包装出来的装酷装纯的小男人。她在商店看上了陈晓东新出的一盘磁带，可能是盗版的，叫《比我幸福》，执意要买。我不同意，这是我和安心交往以后唯一的一次反对她买某样东西。我讨厌磁带封面上那张故作性感的脸和脸上那挑逗性的表情，而且这首歌的名字也有点侵犯我——怎么叫“比我幸福”呢？凭什么比我幸福？我对安心说：“买它干什么，这不是浪费钱吗！”安心看我半天，没搞清我是真生气了还是随便一说，她说：“买吧，我喜欢听他的歌。”我悻悻地说：“你怎么俗到这地步了，喜欢他什么？喜欢他这张脸吗？”安心看一眼那封面，居然说：“对呀，挺好看的。”我狠狠地一笑：“噢，我说呢，花一盘磁带的钱，就为了买一封面，你觉得值吗？咱还养不养小熊了？”小熊这时成了我的武器。安心愣愣地看我，她大概没想到我其实是为这磁带上的封面人物吃醋呢。她不解地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呀我不明白。”我抱起小熊，扭脸走了，我说：“小熊，我心疼你。”

那盘带子安心终于没买，但脸上是不大高兴了。她大概以为我是为十块钱而这样小气呢。她跟在我后面，把心里的不快挂在脸上。我回头看她一眼，心想：至少在这件事上，我又输给张铁军了。她肯定想起来还是张铁军更成熟，在小事情上不像我这样斤斤计较的，肯定。

转到卖珠宝首饰的地方，我想把安心的脸色缓和下来，便主动讨好地停下脚步，在那些琳琅满目的漂亮的首饰前驻足流连。安心的目光果然也被那些金银钻翠吸引住。比起陈晓东，也许女孩子更喜欢的还是这些东西。我对安心说：“咱们结婚，按说我应该送你结婚戒指的，可我现在没钱买，怎么办？”

安心笑一下，脸上果然缓和了，她说：“那你就送我一个信物吧，随便什么，能代表你的心就行。”

信物这东西在我的概念中，应该是一件象征性的物品，总要有点品位的，而且不能太实用，也不能太便宜。我搜索枯肠，想来想去，想不出我手上有什么合适的东西能当此任，于是暂停思索，反问安心：“既然是信物，那你也得送我，你送我什么？”

安心当即从脖子上摘下她母亲送给她后来她曾想送给张铁军但最终没有送成的那只玉观音，她说：“这是我最珍贵的东西，它一直保佑着我，也会保佑你的。”

我吓了一跳，我知道这块玉石经历过的事情，说：“这是你妈妈特别送给你的，我不敢要。你妈就指望它能保佑你一辈子平平安安呢。”

安心笑笑，说：“只要你平安，我就会平安。你平安了你就会保护我的，你会吗？”

我还是没有接受这颗玉观音，但我当着售货员的面，腾出抱小熊的一只手，抱了安心。我在她耳边喃喃地发誓说：“当然，我会永远保护你，永远守着你，让你一辈子都平安！你信不信？”

总的来说，我们出来这一路还是开心的。在昆明稍做逗留之后，在第三天的早上，我们换了火车，继续前行，几个小时后，我们到达了此次行程的目的地——北邱。

到达北邱后我们从车站步行去安心户口所在的西关派出所。虽然安心在北邱工作了好几个月，但那是一段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自闭式的生活，她连北邱市区仅有的那几路公共汽车都是从哪儿到哪儿的都不熟悉。这种小城市的街上，也见不到出租车。好在城圈儿不大，从东到西不过几条马路。我们途中还有意绕了一个小弯，路过了安心工作和居住过的那家建材公司。安心为我指指点点，告诉我哪儿是办公的地方哪儿是宿舍，她平时在哪儿吃饭在哪儿洗澡等等。我们从车站到达西关派出所一共步行了四十多分钟，因为轮流抱孩子，所以到了地方我们都有一点腰酸背疼。

西关派出所在一座像是危房似的老式的院落里，院子把门的那间接待用的小房子只有十三四米见方，靠门的三分之一处还横着隔了一个柜台，来办事的人都挤在门口四五米见方的狭小空间里。我们等了半天才挤进门去，在人缝中靠近了柜台。柜台里有三位值班的民警，面目疲惫地应付着来这里落户、迁居、改名字，以及报案和投诉之类的各种公务。安心好容易轮到机会，抓住一个正要转身找杯子喝水的民警说了她要办的事情，那民警刚刚应了一声又被另一伙在菜市场打架斗殴跑来要求处理纠纷的农民缠上。我抱着孩子站在门口，心里烦躁但一点办法没有。

我们挤在人群中等了将近一个小时，直到那帮打架的走了屋里才显得安静了些，安心也终于有机会被一位民警正式地“接待”。她隔着柜台给民警看自己的那个何燕红的身份证，说明她要结婚需要在这里开份证明。那民警先是问了些情况，诸如你有工作吗，你现在住在哪里之类，然后从后面搬出大本的户口“底票”进行查对，查着查着眉头皱起来了，满脸疑问。他问安心：你什么时候迁到这里的？安心说了大致的年月日。那警察又问：从哪里迁过来的？安心说从哪里哪里。警察刨根问底似的：当时为什么迁过来？安心支吾了一下，答：因为在这里找了工作。警察问：在哪里工作？安心说在什么什么建材公司。警察问：怎么又不干了？安心说后来到北京去了。警察问：对象是北京的？安心说：对。那警察抬起眼睛看我，又看我怀里抱着的孩子，不知道是问我还是问安心：都有孩子啦？我们都没答。警察也不追着问，低头皱眉看户口底票本，看了一会儿，说：你这户口不太对呀，我这个底票上怎么好多项目都没有啊？安心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装糊涂地说：不会吧，是不是我迁过来的时候你们没记全呀？警察合上“底票”本子，说：你们过几天再来一趟吧，今天办不成。当时给你办落户手续的民警调走了，我们需要把情况了解了解，你们过两天再来吧。

我凑上去，说：“我们就是结个婚，您就给开张证明吧，我们还得赶回北京去呢。日子都定了，亲戚朋友也都通知了，您就帮帮忙吧。”

民警摇头，坚持原则地说：“那不行，不光是给你们开不开证明的问题，她这户口底票不清不楚的，该填的项目都没有填上，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也得搞清楚，也是为她本人负责任嘛。下一步马上户口都要改成电脑管理了，她这情况这么不齐怎么往电脑里输啊？”

在派出所交涉了半天，没有结果。我和安心抱着孩子，垂头丧气地走出那间“危房”。站在派出所院子门口的街边上，一时无话。

我们筋疲力尽地站了好一会儿，我先开了口，说：“要不要找找熟人啊，看谁认识这帮警察，不行就送点礼什么的。现在别说结婚了，到火葬场烧人都得送礼，要不然就让你排好多天队，还不给你烧透了。这帮人吃的就是红白喜事。”

安心为难地说：“我没有熟人呀，我在这里谁也不认识。”

我们都闷了声，一筹莫展，发了半天呆，我又说：“你干吗不去南德，找你原来的单位，索性就用你原来的名字在南德开一张证明得了。你不是说你不喜欢何燕红这个名字吗，我听着也别扭，什么何燕红，跟个村姑似的。”

安心叹口气，说：“我本来不想让我们队里的人知道我要结婚的，他们知道了也不会同意我用安心这个名字。上次潘队长到北京出差听说我还在用这个名字把我狠骂了一通，说我再不听话出了事局里概不负责。你不知道我们那种单位，大家都挺重视组织纪律性的。”

我一下午都没坐下歇一会儿了，抱小熊抱得我两条胳膊都麻了，我不无气恼地问：“那你说怎么办！”

安心想了半天，脸上也没主意，犹豫了一会儿，说：“要不然，要不然……咱们就去一趟南德？”

去南德？我没想到安心会同意去南德，不由兴奋起来，连忙点了一下头，用总结性和决定性的口吻，说道：“好啊，那就去南德！”

当天晚上我们就在北邱市的一家小旅馆里投宿。第二天一早出发到火车站，坐火车去了南德。南德比我想象中的规模要大，要新。从火车站一出来就能从一片低矮平房的房顶上，看到远处许多新盖的高楼大厦。南德的市、市人大、公检法的楼都盖得非常了得。但我不喜欢这些新建筑，我觉得正是这些外形大同小异做工粗糙不堪的高楼大厦，还有这些高楼大厦头顶上五颜六色的广告牌和霓虹灯，把这个挺有文化的古城弄得没了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