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寻思考完毕后，接着说道：“好，接下来就讲‘以人为器’。

吴起曾言：“兵以治为胜，而不以众寡论之。人为兵之源，取人中之壮者为军，练军之锐者为器。

此器长复训练，当达到闻鼓而进，动则有威，进不可挡；鸣金而退，听金则止，退不可追之效。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若如此，则定成进攻之军器利刃。

即使前有十万大军，虽知前进即死，但器已成，断无相退之理。拼死而搏生，敌虽有十万大军，何惧之有”？

吴起言：‘兵战之场，立尸之地，必死则生，幸生则死’，其如是也。若以人为器，则无死生之念，只有争胜之心。何愁不每战必克焉”。

黄寻这番话说完，孔弈即反驳道：“远达此言，我却有异议”。

“令晖，有何异议？尽可讲出”。

“夫人生于天地间，以生为幸，以死为悲。世界纳天地万物，而供养于人。远达却要人不惧生死，这谈何容易？

蝼蚁尚且偷生，何况人为万物之长，安得不以生存为本乎？岂会如远达所说无死生之念。此言太过虚妄也，我不信之”。

黄寻知道孔弈读儒家经典长大，对以人为本的理念已深植心中。其对于黄寻将人变做工具的说法，是极为不认同的。

不过在战争之中，士兵必须无惧死之心。这才能临战不畏，军令畅行。这在后世的战争之中完全做到了。

但是现在这个三国时代还没有国家荣誉感一说，更没有军队的职责就是服从命令的最高宗旨。

士兵之所以从军，是为了有更好地出路，都是为了混口饭吃。当然有的人是为了出人头地。不过要真想实现黄寻‘以人为器’的理念，现在看来，这个时代的人还没有这种价值观。

那些出名的将领治军，更多地是使用两种办法来维持军队战心。一是将士兵当做兄弟，与士兵同吃同住，由此得到士兵的效忠之心。这是以情义为纽带连接士兵之心，比如刘备就是这样。

二是以军法军纪，朝廷法度约束士兵，做到赏罚公正。这样士兵觉得将领虽无情义，但却公平，能做到一视同仁。有的人更是以自己亲信为饵，让亲信都没有办法以权谋私。亲信犯法后，来个公事公办，以得士卒认可效忠之心。比如诸葛亮挥泪斩马谡。

这两人虽然是分别用不同的方法，但却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至少麾下有死命效忠的拥趸拥戴。

黄寻知道在这个问题上，跟孔弈争论不出谁对谁错。因为是不同时代的价值观，所以根本就没有争论的必要。于是黄寻出言说道。

“令晖之言甚是，这只是我自身之经验，不可推己及人。你们便当听一文章罢了”。

这时张普出来缓和说道：“令晖，远达也只是说他自己的用兵之术而已。你不必太过当真，我等只当听个闲闻罢了，聊作博引即可”。

孔弈听黄寻和张普如此说，也知道自己太过较真了，于是赔笑道。

“远达，我一时书生气发，倒叫远达难做了。我在此向你告罪了，还请远达原谅”。

“哎，令晖何必如此客气！我不过只是说一说我之经验浅见而已，不必如此拘礼。你这样太循礼了，倒叫我不习惯啊”。

这时张普劝道：“好了，你们别再互相谦让了。远达，你接着讲吧”。

“好，这篇便揭过去了。接下来说‘以地为利’。孙武言：‘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地利之事于战场之间，乃是决定一场战事胜负之首要条件也。

先前所说，有大势可转化为胜机。但也只是胜机而已，具体在战事之中却要谨慎应对。士卒有争胜之心，无惧死之念也只是次要方面而已。

譬如周大都督战胜曹操的赤壁之战。当时曹操携百万之众，可谓大势在手。而我吴国只有五万军兵，可谓弱势至极也。而曹军跟随曹操作战，斩吕布，除袁术，灭袁绍，降荆州。横扫中原，所向披靡，几无对手。

当世之时，唯有我东吴尚据有江东，对抗曹操。刘备之流如窜逃之鼠，何能为也？

周大都督不以弱势为惧，善用地利。以长江为凭，阻遏曹操。虽曹军纵横天下，气势如虹，可谓奋死争胜之军器也。但终为长江地利所制，无法南渡。只能铁索连舟，结船齐来。

周大都督知天时，晓地利。用火攻之计，于长江之上终破灭曹操百万大军，立下不世之功勋。此乃地利用于战场之典例也。充分说明地利为战事之胜负的首要条件也”。

黄寻说完地利之后，孔弈和张普都点头没有反驳。看来都甚是认同黄寻所言，地利为战事胜负之首要条件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