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就连县令阮之钿都曾经计划与张献忠共饮的机会下毒将其毒死。

不过所有的计划都被一意维持当下剿匪表面大好局面的皇帝和熊文灿所拒绝，当下虽然张献忠是有隐患，好歹他受抚了，没有在出兵四处劫掠，虽然他没有出兵进攻其他流寇，但好歹他安安静静的待在谷城没有作乱，这也就够了，完事且待其他流寇全都剿灭了等朝廷腾出手来了再说。

左良玉仔细看了看面前这位年轻的总理，见其坚定的面容，不由迟疑道：“可是皇上和朝廷那儿…”

“我自会下一道军令给你，如皇上和朝廷怪罪，自有本总理一力承担，与你无涉！”

见刘重元如此说，左良玉也下定决心，他与张献忠本就是多年的对手，能有机会一举剿灭自然是满心情愿的。不过还是迟疑的问道：“一切但凭总理大人做主，末将敢不从命，只是末将的部队当下还在淅川内乡一带进剿罗汝才部，一旦难移恐怕张献忠那厮惊恐之下逃窜。流寇别的不行，这逃跑的本事末将拍马也赶不上啊，最好总理能够行文勋阳王巡抚、陕西孙巡抚以及湖广方巡抚所部，从几个方向上一起进剿，定能收全功。”

刘重元摇摇头，“人多话杂事难成，此去联络几位总理，制定战略、往来讨论、再到部队开拔，恐怕我们还没有出兵，张献忠那厮已经得到消息逃跑了，那我们可就真的被动了。我的想法是，只从你的大军里抽调三千精锐，昼伏夜行从淅川一带潜行到谷城，对张献忠所部发动突袭，直指其老营，对张献忠发动斩首，只要打的坚决勇猛，以有心算无心之下，定能一举击溃张献忠。”

听到刘重元的计划是让自己以三千对张献忠四万，左良玉不由迟疑了。倒不是畏惧以少敌多，而是心疼自己的家丁队伍损伤。要想执行刘重元的计划，必须要以自己最核心的家丁部队才行，这些人都是左良玉竭力奉养的，平日里食精粮拿厚饷，战场上如战不利则赖之以撤退，之后仍然不失总兵之位大可卷土重来，如有胜机，则家丁部队作为最强有力的重锤施以致命一击。可以说，这支部队就是他左良玉的腰杆子，撑起了他当世名将的招牌。现在要拿这支核心部队去攻打张献忠四万人，如果失败那就是全军覆没，即便是胜利那也是损失惨重，即使剿灭了张献忠也是得不偿失。

看出左良玉的犹豫，刘重元并不以为意。就像他自己不会无条件的忠于皇帝忠于朝廷一样，他深刻地明白，当今世道，尤其是像左良玉这样的将领们，决不能仅仅依靠朝廷大义和军令肆意驱使，必须以名利为诱饵牵着他走。

“左将军从崇祯四年率军到中原剿匪，已经过去七年了吧？这七年本官一直在兵部职方司，将军所打的每一仗本官都历历在目，以本官之见，将军可谓当世第一良将，中原正是因为有将军在才没有陷入流寇之手。”

这样的吹捧几乎每个文官哄骗左良玉打仗都会说一遍，比这更肉麻的话左良玉听得多了，故而并不为所动，只是礼节性的谦逊感谢一番。

“然则，将军从河南到四川，从江北到陕西，苦战七年，未曾有一日歇马，功劳苦劳皆为诸军之冠，可是历任督抚却总是压制左将军的功劳，有小过则贬抑，有大功则大惩，以致时至今日，将军仍未一援剿总兵，丢失官印三年也不曾补发，所领大军数万却仅发五千人之饷，以致将军日夜为部下粮饷操劳，其不胜烦劳哉！”

这话说的左良玉差点儿掉下泪来，什么援剿总兵不过一临时差遣，既无编制也无印信，在驻军之中毫无地位，若不是他左良玉奋勇敢战履立战功能够压服诸将，他早就被人欺负死了。至于粮饷，七年多来，朝廷一直以五千人来给他的部队发饷，浑然不管他的部下已经数万，投降的流寇占了大多数，发饷只按五千来发，打仗却要他打出数万人的战斗力，可笑之至。

“本官一直为左将军抱不平，奈何朝廷屡屡拒绝本官的进言，这次本官以五省剿贼总理作保，替左将军争取实授山东总兵挂平贼将军印，同时将军麾下将士按一万人发饷。”说着，刘重元从桌案上拿出另外一本奏章递给左良玉。

其中有语：“援剿总兵左良玉，思及张贼献忠焚毁皇陵、君父蒙羞，日夜痛心疾首，恨与张贼不共戴天，接理臣进剿军令，感奋莫名，率三千之中潜行百里突袭张贼大军，一战摧灭之，擒张贼献阙陛下以扫奇耻。左将军剿贼经年，大战二十四，小战日日有，每战无不奋勇当先，誓死杀敌，以报君恩，理臣亲眼目睹为国举贤，举荐左将军为镇守山东总兵官，挂平贼将军印。”

这关键的关键就在于“擒张贼”三字，左良玉刹那间下定决心，合上奏章跪在刘重元面前叩头三响之后，立誓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总理，末将与张贼誓不共天，此战当抱定杀身成仁的决心，不擒获张贼誓不回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