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是什么时候到这里的？”她又问道。“噢，对了，是在昨天你找房子的那个时候吧。”

“是的，昨天晚些时候。”

“是从巴黎来？”

“是的，我只在巴黎逗留了一会儿。我有朋友在巴黎。”

“昨天晚上你告诉我，你来这里是治病的。你的病没患多久吧？”

他不知该如何回答她才好。他只是说：“时好时坏地已经七年了。”

“是什么使你最终下定了决心到这里来的？是关于圣母重新显灵的新闻吧？”

“我想是这新闻促使我来的。它使我很好奇，我想我可以来试一试。”

“你不会失去什么，”她用轻快的口气说，“可能你将得到一切。”

“但愿如此。”

“这一周你都呆在这儿吗？”

“如果必要的话，我想最迟下星期一之前回家，我的假期快要结束了。”

“家，”她说着，眼睛仍盯着路面。“你的家在美国什么地方，塔利先生？”

他的大脑在飞快地转着。在这以前他没有估计到会有人问这种有关个人私事方面的问题，因此也就没有仔细斟酌过，他只好全神贯注地在记忆中搜寻他在美国东部地区他曾访问过的一些偏远小镇，因为只有这些地方才符合塞缪尔-塔利的身份。他终于想起了，有一次周末度假时，他曾到过佛蒙特州一个叫做伍兹塔克的小镇。“我是从佛蒙特来，”他说，“我妻子同我在伍兹塔克有一个中等大小的农场。”

“我以前听说过那地方，”她说，“听说那地方很美。”

“是的，是的，”季霍诺夫心里很着急，不知道她从他说英文时的语调中觉察出什么没有。他最好弥补一下，于是他漫不经心地说道：“实际上，我父母是从俄国移民去的美国，那时我母亲才14岁，父亲才18岁。他们是在纽约的一次社交活动见面的，一见钟情，立刻坠入情网，最后结了婚。我父亲在此之前曾务过农，他很快就在佛蒙特挣得一笔财产买下了这个农场。我就是在那里出生的。”接下来，更是信手拈来。“我慢慢地长大了，并且学会了说俄语，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在家里，除了说英语，还经常说俄语。”

“我很喜欢学语言，”吉塞尔说，“我会说四国语言，但不会说俄语。”

“这没什么，”季霍诺夫说。

“那你在农场干活吗？”吉塞尔又刨根问底。

这姑娘也太爱饶舌了，而且也很精明。看来撒谎是没有用的了。她已经看到了他那双十分柔软细腻的手，断定他不是那种干农活的人。他勉强地笑了笑。“你问我在农场干活吗？不，不干，实际上我是一个教授。”他感到现在一切都很得心应手。“噢，我是一个俄文教授。我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念的书，专修俄文和语言学，获得博士学位，我就成了哥伦比亚大学语言系教授，在那儿教授俄文。”

“你是怎么安排的呢？我的意思是，你住在伍兹塔克，但却在纽约任教。”

漏洞，到处都有漏洞。不过，作为外交家，季霍诺夫过去也常常做些亡羊补牢的事。“这很简单，”他说，“我在曼哈顿有一个小公寓，上课期间使用，而我的家是佛蒙特的伍兹塔克，无论什么时候我都能来往于它们之问。这几天我妻子大概呆在佛蒙特家中。她可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我们有一个儿子，是在——是在南加州大学念书。他学的是戏剧艺术专业。”为了让这些他杜撰的故事尽快过去，他话锋一转，谈起了目前的一些情况。“我的妻子是个天主教徒，因此我也就成了一个天主教徒。不过我不是那么狂热和虔诚，就像我昨天谈到的那样。但是，我还是有一定的激情，要不我就不会来卢尔德了。”

“不过，你是在纽约工作，是吧？”她紧追不舍。

“是的，当然。”

“我喜欢纽约，绝对地爱它。我迫不及待地想返回那儿。”

季霍诺夫又一次担心起来。“你曾经在纽约呆过？”

“我曾在那里住过，”她兴高采烈地说，“我曾在那里度过一段好时光。在纽约要做的事太多。我在那里呆了一年多。”

季霍诺夫竭力表现对此毫无兴趣。“你在那儿住过？你在那里干什么呢？”

“我在联合国干秘书工作。”

“在联合国？”

“是在为法国代表团做事。我曾在卢尔德遇到过法国驻联合国大使。他雇佣我给他做一名秘书，当他去纽约时便带着我一块去了。那是一段难以忘怀的经历。我真想立刻就返回去。在那里我结交了许多朋友。许多最要好的朋友是美国人。其中有一个是在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做事。事实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就是一个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研究生。也许他就是你的一名学生，他叫罗伊-齐姆博格，你有印象吗？你有没有一个名叫罗伊-齐姆博格的学生？”

又是一个大漏洞，而且很可能是个陷阱。“我的学生大多了，要我记住每个学生的名字实在是太难了。或许他没有学习俄文吧？”

“也许没有，”吉塞尔说。

季霍诺夫看到他们就快要到达卢尔德了，这时他才松了一口气。他想立刻离开这个曾在纽约呆过、并在联合国做过事的乡村姑娘，因为他经常在那儿露面。她的这种刨根问底和没完没了的窥探使他感到很不自在，迟早她会发现他的一两个漏洞或牛头不对马嘴的谈话。因此他必须尽快把她甩掉。

这时，他们已经来到了伯纳德特-苏比劳斯大街，正驶进加利亚-伦德里斯旅馆停车场的第26号车位。

“这是什么地方？”季霍诺夫问道。

“这是伊迪丝-穆尔太太和她的丈夫所住的那家旅馆，”吉塞尔一边钻出汽车，一边说，“昨天晚上我告诉过你有关伊迪丝的事。她是一个神奇的女人，是在卢尔德获得了奇迹般的痊愈。你会发现同她谈一谈，会增加你的信心。你仍想同她谈一谈，是吧？”

“当然想和她谈一谈。”

“我去看看她是否在。”

他目送这个法国女郎走进旅馆。他的决心更加坚定了。他必须同她分手，摆脱她那寻根刨底的纠缠。如果他继续同她的家人一起住在塔布，他就不得不同她一块早晚往返于卢尔德和塔布之间，就得回答她那没完没了的问题，最后不可避免地被抓住漏洞。因此他必须尽可能地在城里找到一个自己的住处，这是当务之急。

这时，吉塞尔已经返回了，正钻进汽车驾驶位置。“伊迪丝现在正在医疗中心，正在那里检查身体，不过她要回旅馆吃午饭。我已经给她留了一个便条，并且告诉了服务台的那位小姐在穆尔太太餐桌上多准备两人的位置，时间是中午十二点。怎么样，塔利先生？”

“很好。”

“那在这以前你准备做些什么呢？”

“在卢尔德你是专家，你有什么高见？”

“噢，你到这里来是为了你的健康，对不对？你想得到奇迹般痊愈，是吧？而且对此事是非常地认真，对吧？”

“是的，非常非常地认真。”

吉塞尔发动起了汽车。“那么我建议你，像所有身体不适的朝圣者那样，得走完每一道程序。首先，就是到山洞去祈祷。”

“我很想去。我应该祈祷多久呢？”

她瞥了他一眼。“啊唷，这全看你自己了——五分钟，六分钟，无论多长时间，全凭自己感觉。祈祷完后，就该进行第二道程序，你走过山洞，去打开水龙头喝水，喝上一两口治病的圣水。最后，在那旁边，你会发现浴室，你可以走进去，脱掉衣服，洗一会儿身子，而且一边洗一边得想着圣母玛利亚。现在已经证实，像这样的洗澡疗效是最为显著的。”

“圣水疗法？”

“不是，”吉塞尔说着，同时换了一档。“其实水本身没有什么疗法，这取决于你的大脑。不要忘记午餐时在饭店门前碰头，你就在这儿下车吧，塔利先生。”

“多谢啦，”季霍诺夫说，“一切都按你吩咐的去做，杜普雷小姐。”

阿曼达-斯潘塞并没有急于离开尤金-贝因斯而返回到卢尔德。她首先是在套房阳台的餐桌上享用了一顿悠然自得的早餐，但是心里老是惦念着肯以及他的病痛，感到肯太令人不可思议了，这个大傻瓜，居然能离开这装饰优雅如同天堂一般的地方，回到卢尔德那个龌龊不堪的陋室去。早晨后，她穿上裤子，披上罩衫，套上鞋，围着饭店的草坪走了一大圈。

从美丽可爱的尤金-贝因斯驱车到糟糕恼人的卢尔德需要一个半小时，不过在接近卢尔德时，那个老得快秃光了头顶的司机告诉了她许多奇闻趣事，其中的一条消息使她单调沉闷和随之而来的忧郁不安的心情有所缓解。这位司机知道很多有关卢尔德的趣闻，特别是有关伯纳德特本人的更是了如指掌。他们驱车往前行驶着，他提到了伯纳德特早年所患的疾病，阿曼达一直都在专心致志地听着。在此之前，阿曼达仅知道伯纳德特只不过是一个弱不禁风的孱弱女子，并不知道这个小女孩还患有严重的气喘病。

“这可是一件稀奇的事，”这位司机绘声绘色地讲道，“当伯纳德特知道自己患有严重气喘病时，到处寻找治疗方法，但是她并没有到山洞去。在她第17次看到圣母玛利亚显灵时，山洞这里已经出现了四例奇迹痊愈的事。不过事实上，伯纳德特自己并不相信山洞会有如此神奇的功效。相反，在她生病时，却跑到考特里去了。”

“考特里？”阿曼达问道。“那是个什么地方？”

“一个小村镇。不过在那个时候是一个令人神往的温泉疗养地，离卢尔德并不远。在那里有处治病的矿泉，可以洗温泉浴，据说那泉水治疗气喘病特别有效。因此，伯纳德特到那里去，而不到山洞去治疗她的病。当然，泉水并没有治好她的病，不过她却去尝试过了。”

“但她却没去山洞尝试，”阿曼达若有所思地说，“她真的一点也不相信山洞的奇迹？”

“不，她不相信山洞会治病。否则她就不会去考特里了。”

“考特里，现在怎么样了？”

“还是老样子，不过没那么有名罢了。离这儿很近，顺着山谷一直走进山里就是了。我记得那里还有一个神龛，以纪念伯纳德特的光临。”

“真有趣，”阿曼达说，“我应该记下这件事。”如果连伯纳德特都不相信山洞会治病，那么她就可以理直气壮地问肯，他为何相信呢？

现在，她走进了旅馆的接待大厅，希望能在此找到肯。可能他此刻正如醉如痴地跪在山洞前祈祷，或者是在他们那间令人作呕的房间里小憩。也许服务台那个圆胖的、叫伊冯娜的女领班知道他的去向。

阿曼达走到服务台前。“我是克莱顿太太，”她说，“我们昨天夜里有事不得不出城去了。我丈夫，肯-克莱顿先生，今天早晨回来了吗？我想知道你是否在附近见到他了？”

“是的，看见他了，”伊冯娜说。“他让我给他安排在楼下同伊迪丝-穆尔太太共进午餐。现在他一定在餐厅。你知道餐厅在哪里吗？”

“你说是在楼下。我会找到的。请你让人把我的行李送到我们的房间去。”

阿曼达立即朝电梯间旁边的楼道走去，匆匆忙忙地走下楼道，来到餐厅。她发现这个餐厅很宽敞，但陈设却很简单，每张餐桌旁都挤满了各种各样的朝圣者。在餐厅的另一头，还有一间小餐厅，小餐厅的附近还有几个小凉亭、包厢之类的设施，可供需要单独谈话的进餐者使用。

一个餐厅主管模样的人走上前来，询问她是否是旅馆的房客，阿曼达立刻出示了房间牌号。“听说我丈夫正在这里吃午饭，而且他在等我。”

“他的名字？”

“肯尼斯-克莱顿先生。”

“唔，是的，他正在同穆尔太太共进午餐。请跟我来。”

阿曼达被带到了大厅最里面的一个特大餐桌旁，她立刻就瞧见了肯，这时他也摇晃着站起来同她打招呼。她立刻奔上去搂住他，亲吻他。“我回来了，亲爱的。”她喃喃地说。

“我很高兴，”他说，“我希望你同我们一道吃午饭。”

“我真饿坏了。”

克莱顿示意餐厅主管搬来了一把椅子，然后挽起阿曼达向餐桌旁的其他人一一介绍。“这是我的妻子，阿曼达，”他介绍说，“坐在首席的这位是伊迪丝-穆尔太太，是从伦敦来的。这位是塞缪尔-塔利先生，是从纽约来的。还有这位吉塞尔-杜普雷小姐，是卢尔德的导游。”

放好椅子后，她坐在了肯和塔利先生之问。阿曼达想方设法使自己适应这个陌生的环境，加入到这个行列中去。伊迪丝-穆尔虽然是那种以自我为中心，喜欢发号施令的主导性格的人，尽管她身上的一切，从她那扁平的面部到那朴素廉价的服饰都是那样的毫不起眼。这位塔利先生有十足的绅士派头，再加上他那对小而明亮的眼睛，那个肥厚多肉的鼻子以及他那撮修饰整齐的小胡子，更显得与众不同。这位年轻的吉塞尔小姐无论是身材还是模样都像是一位法国电影小明星。

肯继续跟阿曼达说：“你一定还记得，在从巴黎到卢尔德的火车上，我遇到了穆尔太太，这是个神奇的妇人——”

“哦，别那么说，”伊迪丝客气地分辩道。

“我想听听她全部的故事，”肯继续说道，“我就自告奋勇要求与她共进午餐。她大方地满足了我的愿望。”

“我很高兴尽我的能力帮助任何人，”伊迪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