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没有姚广孝的这一战略定策，靖难之役的结果可能会截然不同，朱棣能否夺取皇位也将成为未知数。

公元1402年，明建文四年。朱棣拜谒孝陵后，在南京奉天殿即皇帝位，宣布革除建文年号，改当年为洪武三十五年，次年为永乐元年。

朱棣登基后，任命姚广孝为僧录司左善世，负责管理全国的佛教事务。这个职位不仅位高权重，还体现了朱棣对姚广孝在佛教界地位的认可。同时，朱棣又加拜姚广孝为资善大夫、太子少师，让他成为太子朱高炽的老师，教导太子治国理政的道理。在明朝，太子少师是一个非常尊贵的官职，通常由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大臣担任，姚广孝获此殊荣，足见朱棣对他的信任和倚重。

朱棣对姚广孝的尊重还体现在日常的交往中。他每次与姚广孝交谈，都亲切地称他为少师，从不直呼其名。在古代，直呼其名是一种不尊重的表现，而朱棣对姚广孝如此称呼，显示出他对姚广孝的敬重和亲近。此外，朱棣还希望姚广孝能够还俗，过上普通人的生活。他认为，姚广孝为自己的登基立下了赫赫战功，应该享受世俗的荣华富贵。于是，朱棣赐予姚广孝豪宅、美女和万两黄金，希望他能够接受这些赏赐，还俗成家。

然而，姚广孝婉拒了朱棣让他还俗的提议，并且退还了朱棣赏赐给他的豪宅、美女和黄金。他表示，自己出家为僧多年，早已看淡了世俗的荣华富贵，这些身外之物对他来说毫无意义。他只愿继续以僧人身份，为朝廷效力。姚广孝的这一决定，让许多人感到不解。在他们看来，姚广孝为朱棣的登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如今功成名就，理应享受荣华富贵。而且，还俗不仅可以让他拥有世俗的地位和财富，还可以延续家族的血脉。然而，姚广孝却不为所动，他坚守自己的内心，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

姚广孝拒绝世俗荣禄的行为，并非是故作清高，而是源于他内心深处的追求。他虽然热衷于政治，渴望建功立业，但他的出发点并非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在他看来，权力和财富只是实现理想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因此，他并不在乎自己是否能够享受世俗的荣华富贵，只要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就心满意足了。

同时，姚广孝作为一名僧人，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佛教强调放下执着，追求内心的平静和解脱。姚广孝在修行的过程中，深刻领悟了佛教的教义，他明白，世俗的荣华富贵只是过眼云烟，转瞬即逝。只有放下对这些物质的追求，才能真正达到内心的平静和解脱。因此，他拒绝了朱棣的赏赐，选择继续过着清苦的修行生活。

姚广孝的这一行为，也展现了他的高风亮节和超凡脱俗的气质。他不为权力和财富所诱惑，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初心和本色。在那个充满权力斗争和利益诱惑的时代，他的这种品质显得尤为珍贵。

同年，朱棣命姚广孝监修《明太祖实录》。《明太祖实录》是记载明太祖朱元璋生平事迹的编年体史书，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姚广孝亲自挑选了一批学识渊博、品德高尚的学者，组成了一个强大的编纂团队。在编纂过程中，姚广孝严格要求，精益求精，他对每一个细节都进行了仔细的考证和核实，力求做到真实、准确地记录朱元璋的一生。

经过多年的努力，《明太祖实录》终于编纂完成。这部史书共二百五十七卷，详细记载了朱元璋从出生到去世的各个方面，包括他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政策，以及他与群臣、百姓的关系。《明太祖实录》的完成，不仅为后人研究明朝开国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也为明朝的史学发展奠定了基础。姚广孝在监修《明太祖实录》过程中所展现出的严谨态度和卓越才能，得到了朱棣和朝廷上下的一致赞誉。

公元1403年，明永乐元年。朱棣决心修一部文化巨着，以彰显国威，造福万代。他最初令解缙主持编纂，一年后修成《文献大成》，但朱棣亲阅后不满，认为这部书内容不够丰富，涵盖面不够广泛。于是，他又令姚广孝任监修，同时扩大编纂队伍，累计达三千多人。姚广孝亲自制定了编纂凡例，明确了编纂的宗旨和方法。他要求编纂人员广泛收集各种书籍和资料，包括经、史、子、集，以及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等方面的着作，力求做到 “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

在编纂过程中，姚广孝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组织和协调能力。他将编纂人员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负责一个领域的编纂工作。他定期召开会议，了解各个小组的工作进展情况，及时解决遇到的问题。他还鼓励编纂人员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共同提高编纂质量。在姚广孝的领导下，编纂工作进展顺利，历时五年，终于定稿，朱棣亲自作序并赐名《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是一部集中国古代典籍于大成的类书，全书共

卷（目录 60 卷，共计

卷）， 册，约 3.7 亿字，汇集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其内容涵盖了经、史、子、集，涉及天文地理、阴阳医术、占卜、释藏道经、戏剧、工艺、农艺等各个领域，堪称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的编纂，不仅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一次全面总结和整理，也是对世界文化的一次重要贡献。它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文献资料，为后人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公元1404年，明永乐二年。姚广孝开始辅佐太子朱高炽。朱高炽是朱棣的长子，他性格温和，为人宽厚，喜好读书。但在那个充满权力斗争的宫廷中，朱高炽的太子之位并不稳固。他的弟弟朱高煦和朱高燧，都对太子之位虎视眈眈，他们经常在朱棣面前诋毁朱高炽，试图夺取太子之位。面对这种复杂的局面，姚广孝不仅要教导朱高炽治国理政的知识和技能，还要帮助他在宫廷斗争中站稳脚跟，确保他能够顺利继承皇位。姚广孝凭借着自己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为朱高炽出谋划策，帮助他化解了一次次的危机。

除了辅佐朱高炽，姚广孝还承担起教导皇长孙朱瞻基的重任。朱瞻基是朱高炽的长子，他聪明伶俐，深得朱棣的喜爱。姚广孝经常与朱瞻基交流，传授他自己的学识和经验。在姚广孝的教导下，朱瞻基不仅精通经史子集，还擅长骑射和军事指挥。在朱棣的多次北征中，朱瞻基都跟随在朱棣身边，参与了军事行动。他在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锻炼了自己的意志和能力。

姚广孝对朱高炽和朱瞻基的教导，不仅影响了他们个人的成长和发展，也对明朝的政治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高炽即位后，即明仁宗，他推行了一系列仁政，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他还重视文化教育，大力发展科举制度，选拔了一批优秀的人才。朱瞻基即位后，即明宣宗，他继承了朱高炽的政策，继续推行仁政，使明朝的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他还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管理，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在他的统治下，明朝迎来了 “仁宣之治”，这一时期，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社会稳定，是明朝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

可以说，姚广孝是 “仁宣之治” 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通过对两代储君的教导，将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治国思想传递给了他们，为 “仁宣之治” 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他的贡献不仅在于帮助朱棣夺取了皇位，还在于他为明朝的长治久安做出了重要贡献。

公元1418年，明永乐十六年。姚广孝病重，居于庆寿寺。朱棣数次前去探望，两人相谈甚欢。不久后，姚广孝在北京病逝，享年八十四岁。姚广孝的去世，让朱棣十分悲痛，朱棣暂停朝政两日，并下令以高僧的礼制安葬姚广孝。同年，姚广孝被追赠为推诚辅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上柱国、荣国公，谥号恭靖。洪熙元年，姚广孝被加赠为少师，配享成祖庙庭。

姚广孝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的所作所为，在当世之人眼中，引发了复杂的情感和评价。作为靖难之役的主要策划者，姚广孝帮助朱棣夺取皇位，这一行为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人对他的行为表示不满和谴责，认为他挑起了叔侄之间的争斗，破坏了国家的稳定和安宁。

姚广孝的家人和朋友，对他的态度尤为复杂。当姚广孝功成名就，衣锦还乡时，他的姐姐却对他闭门不见。曾经亲密无间的姐弟，如今却形同陌路，这让姚广孝心中充满了失落和困惑。他不明白，自己为家族带来了荣耀，为何姐姐却如此冷漠。后来，他再次去见姐姐，却遭到了姐姐的责骂。姐姐的责骂，如同一把利刃，刺痛了姚广孝的心。在姐姐看来，姚广孝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不惜挑起战争，让无数人陷入了痛苦和灾难之中，他的行为违背了道德和伦理。

除了姐姐，姚广孝的好友王宾也对他避而不见。王宾托人给姚广孝带了两句话：“和尚误矣！和尚误矣！” 这两句话，饱含着王宾对姚广孝的失望和惋惜。在王宾眼中，姚广孝本是一个潜心修行的僧人，应该远离尘世的纷争，追求内心的宁静和解脱。然而，他却卷入了政治的漩涡，成为了权力斗争的参与者。他的行为，不仅违背了自己的初心，也伤害了许多无辜的人。

家人和朋友的态度，反映了当时部分人对姚广孝的看法。在他们看来，姚广孝的行为是自私和不负责任的，他为了自己的野心，不顾天下百姓的生死，将国家拖入了战争的深渊。他们无法理解姚广孝的选择，也无法原谅他的行为。

后世对姚广孝的评价，也呈现出多元的特点。

有人将他视为智慧的象征，称赞他的谋略和才能。也有人对他的行为表示质疑，认为他的手段过于残忍。他的谋略和智慧，被视为妖术，他的存在被视为不祥之兆。于是，“妖僧” 也成了姚广孝的一个标签。这种观点，虽然有些夸张，但也反映了人们对他的复杂情感。

纵观姚广孝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和争议性。在政治上，他出谋划策，为朱棣的成功登基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文化上，他主持编纂《永乐大典》，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他以一介僧人之躯，成就了一番伟业，被后世称为 “黑衣宰相”。

然而，由于他谋划了靖难之役，让他在历史上饱受争议和批评。有人赞扬他的智谋和才能，也有人指责他祸乱朝纲，称他为“妖僧”。但不管怎样，姚广孝最终证明了自己，他的一腔抱负得以施展，我们更不能否认他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

姚广孝一生未娶，仿佛一片浮云，来无踪，去无痕，这或许就是他的宿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