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聂春玉接替郭海亮，升任吕梁市委书记。此时的吕梁，已经走在了经济飞速发展的轨道上。到2007年，吕梁全市民营企业发展到46万多户，民营经济对GDP的贡献率升至七成多（7337），对城乡劳动力就业的贡献率高达962，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也近六成（589）。

事实上，吕梁当地民营经济的主要支柱，就是煤炭开采、炼焦及下游的炼钢。联盛能源、大土河焦化、中阳钢铁等企业，都借助吕梁当地扶持政策，尤其是两次煤改中趁机兼并重组、扩大规模，成长为当地甚至山西省内民营企业的龙头。

2004年，山西省政府下发了《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继续深化煤矿安全整治的决定》，这是一次以遏制矿难、明晰产权为目的的煤改，解决了私营矿主们从经营权到矿权的政策障碍，受到广泛赞誉；然而，两年之后风向骤变，2008年，山西省又推出以“资源整合”为旗帜的第二次煤改，意图“通过大型煤矿企业兼并重组中小煤矿，形成大型煤矿企业为主的办矿体制”，被批评为“国进民退”。

但两次煤改中，无论是关闭无证煤窑，将过去的村办煤矿确权为私人煤矿，还是第二次的兼并重组，具体到吕梁，则都是以政府为主导，整合主体以民营企业为主，因此煤老板不得不一次又一次进行利益输送，或者为避免煤矿被关，或者是希望借机扩大规模，即使被关，也希望获得足额乃至更多的赔偿金额。2008年时，吕梁的煤矿格局已经从“村村点火”整合到了只剩355处煤矿，2009年再变为115处。“大鱼吃小鱼”后，吕梁市的办矿主体减少到27家，其中大型国有煤炭企业4个，产能只占24，以联盛集团、大土河焦化等为代表的16个“地方骨干企业”，产能占据全市的60。

事实上，煤老板与官员之间，在平日里，也形成了一种默契的互动规则。每年的中秋与春节，都是煤老板们向官员上贡的固定“节日”。吕梁文水县一位煤老板称，他在春节期间，要准备至少100万元的开支，输送对象主要是县里的主官和分管领导，另外煤炭、工商、电力、税务等部门也要走动到。“逢年过节的利益输送，并不是为了办事，而是为自己营造一个较为宽松的发展环境。”他说，想把煤矿开下去，当地主要领导要支持，县里国土资源、煤炭管理、安全生产监督、工商行政管理等多向交叉管理的部门也不能含糊。中秋、春节的礼金，根据每个企业的效益、规模决定，有些领导平时会关注各家企业的年产量和收入，如果企业效益好于往年，那么礼金也要随之增长。

对于越来越普遍、金额越来越大的黑金利益输送和高额礼金，是适应，并且拥抱。

吕梁市一位官员称，聂春玉平时工作中，总是依据工作成绩肯定下属，但是遇到人事选拔等问题时，多顺应潜规则。身为市委书记的他，除了不拒绝例行礼金之外，也在悉心维护各方势力的平衡。

2009年6月，吕梁市曾在下属13个区县市进行过一次公推县长的“选举”。吕梁市政协一位官员回忆，公推共分5个环节进行：各县符合参加推选条件的官员，在乡级、科级别干部中投选，然后吕梁市各部门领导再次投票推选；两次环节中的胜出者需要参加面试，吕梁市四大班子也对其进行考察；上述四个环节进行完之后的胜出者，由吕梁市委常委们票决，定出8个县长。

“看似十分公平，是一个大的进步，但在没有外部监督的情况下，实则每一个环节都存在灰色利益输送。”一位吕梁市组织部门的干部对财新记者称，前两次投票时，候选人需要输送的金额会少一些，到四大班子考察和常委投票环节，则是需要大出血见真章的时候。筹款买县长，是当时很多候选者的共识。

这次公推，因一位参选副县长在网络上发出《一顶乌纱帽千万雪花银》帖子而进入公众视野，这位举全家之力，花费400万元却败走麦城的副县长，如此陈述自己的“落选感言”：一切程序是那么公平、公正和公开，但公平是要靠金钱来平衡的，公正是要有领导支持的，公开是伴随着私下的秘密交易的……权力作为人情社会中最具社会价值的稀缺资源，关系加金钱是成功的关键。

这位副县长也坦白了他400万元的来源：工资的积蓄，历年礼金，临时借款和企业援助。帖子中称，他的400万元只顶得上当选者所花的三分之一。

副县长感慨，2009年的吕梁，一个县委书记或者县长的官位已达千万元，属于全国前列，足以将任何从政者逼良为娼，不腐败无出路；巨额买官钱财若想得来必须敛财，上位后，更需要通过敛财来数倍收回。

对于这位副县长落选感言中提到的买官生态，财新记者在吕梁当地找了多位官员与煤老板进行佐证。曾与聂春玉共事的官员李一（化名）称，他在多县做过考察，吕梁的县区主官，每个春节会收到各乡镇书记、乡镇长每人5万-10万不等的礼金，县直局一把手等每人约5万，再加上一些待提拔官员的特别上贡，总计约500万元上下。

李一与聂曾共事多年，自觉很受聂春玉的认可。聂春玉在当市长时，一直配合市委书记郭海亮的工作，在人事方面很谨慎，擢升为市委书记之后，李一迎来了多次升职机会，但是却总被冷落，最后他才明白，这是因为自己从来不送礼的原因。

“这对于干部队伍造成的伤害很大。”李一讲到，数度升迁受阻，长期的努力得不到回报，他有时会不想上班，最严重时甚至想过跳楼。

在吕梁采访时，有多位干部认为，2009年聂春玉推行的公推县长选举目的，就是为了敛一笔大财，为自己升上省级领导准备跑官资金。但上述熟悉聂春玉的政协官员认为，聂春玉身为市委书记，他收到来自煤老板的巨额资金，就已抵得过一次春节收到的所有下级的礼金了，没有必要为了敛财去推动用人时的买官卖官。在他看来，吕梁本地长期拧结而成的官商利益链，每遇到人事调整时总会各方拉锯，有时候也不是他一个外来的市委书记能够摆平的，比如在中阳县积累深厚并一直负责煤炭领域的副市长张中生，就拥有聂春玉不能小觑的官商势力。因此他将2009年的公推选举解读成聂春玉为平衡各方势力不得已而为之。

无论是什么动因，2009年的贿选风波在尘埃落定之后，依旧无人追究。那位落败者在“落选感言”最后发出了对未来的隐忧，“我此时的收敛或许是祸，将来可能会是福，如果吕梁市成了群体性卖官者身败名裂的反腐试验田，作为县级官员，对上买官，对下卖官，是否能够全身而退？”

眼看他楼塌了

这一隐忧，很快被淹没在滚滚而来的经济利润中。

公推县长的金额之高，被当地部分官员称作是一种经济现象：煤老板的利润高了，礼金自然增高，用到贿选时就会进一步加价，这说明吕梁的经济行情很好。

事实也确实如此。从2007年开始，吕梁市的财政收入达到百亿以上，2008年为1643亿元，2009年受累于亚洲金融危机，微增至1654亿元。但“四万亿”成为一剂强心针。2010年，吕梁市GDP突破800亿，跻身山西省第四，增长速度全省第一，财政收入突破200亿元。到2012年，全市财政总收入达到3417亿元。2012年，吕梁市将吕梁新城规划建设列入一号工程。这座雄心勃勃的新城位于吕梁市区以北，规划总面积30平方公里，计划投入300亿元，预计三年时间建成。

以联盛集团为代表的吕梁民营经济，此时如同一艘顺风前行的航母。而从2003年1月自省政府下派担任吕梁行署专员和吕梁市长、2006年2月起担任吕梁市委书记的聂春玉，则凭借满溢的政绩和充沛的“竞选经费”，于2011年1月终于高升一步，进入省委常委领导班子，担任省委统战部部长。

从长治平调过来接替聂春玉的杜善学，为人相比前任更为强势，行事目的性也更为简单明了。他在吕梁市委书记任上仅仅待了一年，吕梁当地盛传，杜善学从邢利斌手中获得了数千万元的“跑官资金”。2011年11月，杜善学也荣升山西省委常委，并于2012年1月即调往省委担任秘书长的要职。

这是他们最后的辉煌。

2014年8月23日，随着聂春玉被宣布落马，吕梁的反腐态势迅速发酵：一周之内，山西中阳钢铁有限公司董事长袁玉珠、大土河焦化董事长贾廷亮、吕梁市山西离柳焦煤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邸存喜陆续被带走调查。吕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明珠，吕梁市委常委、离石区委书记阎刚平的政治生命，也在这个秋天画上了句号。历经十年形成的黑金政商链条全面解体。

高楼坍塌，留下了不仅是噤若寒蝉的官场和群龙无首的企业，不仅是吕梁新城比比皆是的停工建筑工地，还有整个吕梁被十年官商盛宴败坏的社会经济环境。尽管历经十年的经济黄金增长期，但吕梁并未在煤焦之外积累出新的经济增长点，产业结构调整前途迷茫。以煤独大的吕梁，因为煤炭行业的不景气，今年前半年的各项经济指标都跌至山西省最末，更重要的是，过去十年，少数人的快速富裕掩盖了多数人的持续贫困。这个曾经的集中连片贫困区，13个县市区中目前仍有6个属于国家级贫困县。十年间全吕梁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只增加了4552元——2003年，吕梁市的农民年人均纯收入是1515元，到2013年也刚刚突破6000元。

“现在吕梁仍然是全省贫困人口最多的市。”吕梁市扶贫办一位官员对财新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