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脚走了一只虎，后脚又来了一只狼，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闻风而来。大约在2008年时，法国吉美博物馆出版了伯希和的旅途笔记，其中详细记载了这件事情。

伯希和对蒙古、突厥、伊朗等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当熟悉，是个语言天才，能流利地说十三门外语，特别是汉语，讲得非常地道，从1906年来到中亚后便一直没有离开。当时他正在乌鲁木齐，有一个叫载澜的皇族送给了他一卷敦煌古写本，后面有“大唐贞元二年弟子法明沐浴焚香敬书”的跋，立刻认出这是8世纪的古物，急忙打听来处，这样就知道了敦煌、藏经洞这些信息。

虽然只是收集了一些零碎的信息，但是极为敏感的伯希和立刻意识到遥远的敦煌必定有一个大宝库，于是风风火火地纠集人马杀了过来。1908年2月25日晚上6点，他们来到千佛洞，可惜王道士不在，所以只能忍耐下来。

接下来，他便住在敦煌，每天等着王道士的到来，同时四处收集有关的情报和流出的经卷，很快就断定，藏经洞是一个天大的宝藏。王道士回来以后，伯希和凭借流利的汉语，很快取得了他的信任，在3月3日那天用王道士的钥匙进入了藏经洞。

当伯希和推开那扇小门的时候，“一种令人心醉的激动心情涌遍了全身，我面对的是远东历史上需要记录下来的中国最了不起的一次写本大发现。”

接下来的二十多天里，他每天拿一只小蜡烛，趴在地上一本一本翻动经卷，把每天发现的惊喜和收获记了下来，因为他知道，把全部宝贝买走是不可能的，必须要翻遍全部，不漏掉一卷精品。伯希和在日记里说，天天在书籍和灰尘里，时间久了就一直咳嗽，头晕得不行，半个多月以来，终于决定奢侈一天，洗了个澡，睡了半天，结果下午没有忍住诱惑又进洞里继续整理。

从3月27日起，伯希和就不再进藏洞了，而是开始研究石窟，期间买了不少绘画和木雕，直到5月12日，二人才最终商量好价格。伯希和在笔记里记录了和王道士讨价还价的一些细节，他自己非常清楚的就是用抢劫的价格——500两白银卷走了10箱，共5000（一说6600）多件手抄经书和绢画。最终伯希和把其中的9箱从海上运回了法国，收藏进了法国国家图书馆里，另1箱则自己随身带回了河内。

1909年，伯希和听说清廷学部正在筹建京师图书馆，“物色各种古籍，以保存国粹”，恰好法国国立图书馆委托他继续搜集古书，心想这倒是个机会，于是5月来到了北京。此次来京，他还带了一些从藏经洞中收获的经卷，之所以要带上这些东西，伯希和想更容易地接近北京的文人圈，便于收购所需的书籍。

在北京六国饭店，北京各界名流招待了伯希和，当学部待郞宝熙、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经科监督柯劭忞、翰林恽毓鼎、学部参事江瀚，以及罗振玉、蒋斧、徐坊、王仁俊、董康等人见到了伯希和带来的这些文献后，“惊喜若狂，如在梦寐”。其中有一部《老子化胡经》，在前面讲到过，其珍贵程度和历史价值无法估量。

听伯希和说敦煌尚余几千卷轴等宝物后，学者们急忙把此事反应给学部左丞乔茂楠，至此，敦煌藏经洞的宝物才得到了政府的重视。很快，清政府电令陕甘总督立即把藏经洞的所有经卷买下来送到北京，电文如下：

行陕甘总督，请饬查检齐千佛洞书籍，解部，并造佛古碑，勿令外人购买。宣统元年己酉八月二十二日。

同时，拨款6000两白银用于向王道士买这些宝物。不过这笔拨款一两没有到王道士手中，全被敦煌县扣住去修孔庙和城墙去了。王道士听说上面给拨款了还高兴呢，可是左等不来，右等不来，于是就写了封《催募经款草丹》向上面要钱。这份草丹用的是一张红纸书写，王道士死后整理他的遗物时在箱子底下发现的，现在收藏在敦煌研究院。这份催款的文书为什么没有送出去呢，大概是因为那年11月，慈禧恰好死了的原因。

文书虽然没有送上去，可王道士肯定数次去县里要钱，后来县令实在被他找得烦了，勉强给了他300两香火钱，警告说你别贪心不足啊，那些东西本来就是县里的，又不是你的，你要什么钱？王道士哪里会满意，心说朝廷给拔了一万多两，你个贪官拿这点零钱打发我。奈何小胳膊怎么可能拧得过大腿，气闷之下，就把被人家挑剩下的这批经卷提前藏了一批，后来被他先后卖给了日本、俄国人。

再说送往北京的这批经卷，虽然被王道士黑下了一部分，但是运走的这批的编号也超过了一万，意味着从敦煌出发时有一万多件经卷。据王道士说，这些当官的来运经书，居然连箱子都不准备，简单用张破席子一卷就装车上了。不管是谁，随手就抻出一本来，估计没少当厕纸被这些兵大爷们糟蹋了。